如此时日拖延，日本军部的势力逐步压过了其内部对华较缓和一派的意见，于是事件朝最坏的方向演化了。所以，在王先生晚年痛定思痛的反思中，“九一八”乃至东三省的失土，不仅是我国军事的失败，也是我国交涉不力，不能审时度势行事所致。
被学界称为开创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蒋廷黻先生也有类似看法。他写到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与伊藤签订《天津条约》，承诺中日同时自朝鲜撤军，但朝鲜以后如有内乱，中日均有权调兵进驻，这实际上开启了日本此后征服朝鲜军事计划的法理之门，9年之后，果然中日因此而在半岛开战。这是李氏耽于旧式智谋而短于现代国际利权意识的表现。
甲午战败，俄国因不愿见日本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占独有的利益，于是发起“三国还辽”的国际外交。而此时李鸿章继续“以夷制夷”的故智，结果，赔款巨额增长，沙俄进入东北，德国占据山东，嗣后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及九龙及长江流域特权，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及在云南、广西和广东的特权，等等
而日本的势力并未得到遏制，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氏终于犯下最大战略错误，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从此引狼入室，使列强瓜分中国的担忧成为现实。蒋廷黻先生认为，凡此均是李氏及当时人不懂得现代外交、不具备现代国际法权意识的结果。
有人说那时中国国力微弱，所以百事不顺，但如果我们看历史上强国的情形又如何呢?日本在明治维新可谓步步得策，迅速在50年间跻身列强行列，但不间断的军事胜利也加速了其对武力的迷信，以至无视侵略政策的连锁后果，从而将帝国塑造成了众矢之的，最后导致战败灭国的后果。
曾几何时，希特勒德国擅自派兵进驻莱茵，并不战而并吞奥地利，在慕尼黑甚至屈服当时的巨强英法，赢得了苏台德，但纳粹德国误以为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利可以无限延伸，直至入侵波兰，终于点燃导致最后毁灭的世界大战战火。
以上中外例证都表明一点，一个国家固然要努力建设足够强大的自卫武力，并敢于使用这种武力维护自身的利益，但同样重要的是，现代外交与和平的手段也是不可一日或缺的政策工具。而如何合理界定国家的国际利益，巧妙和正当地运用国际规则，正确地评估目标与能力，这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
大国的威力不仅在于其强大的物质力量及其施展，更在于其明智、巧妙和坚定的外交力量。对于国家来说，和平不仅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政策目标，更是一套需要极高知识、智慧和耐心的政策本身。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和平也是需要学习的，而那些不懂得和平的含义及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和平的国家，注定其国际利益也是难以长久保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