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既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又是中共中央东南局的书记。作为新四军政委，他的作战区域是大江南北;作为东南局书记，管辖范围则是长江以南的东南数省，而长江以北则属于中原局的管辖范围。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上曾估计日寇将继续大举深入，粤汉路以东将成为敌后。项英很可能考虑到如人将浙赣路切断时，新四军就可以大发展，向南扩大根据地。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时，共同商定了“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方针。“向南巩固”就是要保持住皖南现有的阵地，这需要有足够的兵力;而“向北发展”，则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皖南的战斗部队只有3个团的兵力，其中1个团还担负着第三战区指定的繁昌前线的战斗任务。作为新四军主要负责人的项英，他既要执行所商定的战略方针;作为东南局的负责人，他又要将党的工作重点放在长江以南的皖、浙、闽、赣诸省，这本身就是件较为错综复杂的事情。他很可能认为，八路军既已南下，新四军的半数以上兵力已位于江北，即可解决江北问题。中共中央在1940年春曾有一电，要项英直接负责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
讲项英怕去敌后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在南方三年游击战的那种环境中都过来了，还怕去敌后?但从皖南事变中的失利来看，他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是差些。尤其不应该的，是他在重围中，自己带了几个人想单独突围，又要来三年游击战中在油山那一套，打不赢就走。当时他叫我跟着走，我表示不同他们走，我对他们说：打游击也应多带几枝枪，多搭救出一些干部。后来，我找到几个军队和地方党的干部共30多人，离开大部队想走铜、繁一带过江。过了一晚，下山吃饭时见到五团撤退回来，我们于是又回到军部。虽然前后时间很短，但总感到这是一生中一件遗憾之事。
关于项英问题，这是皖南事变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我认为，研究项英要根据事实，不是想说他好就好，想说他坏就坏，要实事求是。有些事情需要搞清楚，不要人不在了，就把问题都推到他的头上。譬如，错杀高敬亭的事，这件事没有经过第三战区，是通过第五战区搞的，江北方面决定执行的，项英和我在云岭都不知道，当时我们听了觉得出乎意料。那时，江北部队是属于地方党领导的。所以，错杀高敬亭的事责怪项英是不应该的。皖南事变是个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
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曾作出过《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这距1月14日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下来，但“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因此，项英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现在争议很多，只好让党史学家去议论了，但我相信将来终会有个实事求是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