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强国分成不同阵营，各自又在中国寻找代理人，抗战时国内反动势力也产生了分化。清王朝的残渣余孽如溥仪、蒙古德王和社会上一些不得志的黑恶势力主动投靠日本，为其充当傀儡。当政的国民党政府也分为两派，汪精卫代表的投降派认为“抗战必败、再战必亡”而在战时降日，建立依附于日本的南京政权。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在美英苏支持援助下坚持了抗战，不过仍具有反共和压迫人民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不同势力只能是采取不同政策，把斗争与联合结合起来，才能在削弱国内反动势力时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政权。
日本以少兵临大国，其主力只能占领“点”(各城市)和“线”，要控制大片农村不能不利用汉奸和伪政权。日军对广阔的后方只能定期分区“扫荡”和分散设立据点，这就为共产党发展力量实行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937年8月八路军出师之前，毛泽东便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9月下旬八路军首战平型关获胜后，针对一些领导急于打大仗的心情，毛泽东又强调“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接着，八路军根据“敌进我进”的方针，跃进到日军占领区建立根据地，“到敌人后方去”的战歌一时传遍了华北、华中大地。
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便由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人，根据地人口曾达到1亿，在各地打击日军孤立的据点和分散的部队，并铲除了伪政权。共产党的武装到敌后迅速壮大，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从1939年以后便连续出现了反共高潮和军事进攻，共产党也针锋相对地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如国民党军制造了反共的“晋西事变”，八路军便以反顽战斗打垮了晋豫边顽固军。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叫嚷要把新四军苏中部队“赶到长江里喝水”，又在陈毅、粟裕指挥的黄桥战役中被歼大半……不过为了维持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的反击都适可而止，随之蒋介石同周恩来还能一再在重庆谈判握手。
近些年一些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煽情式地说什么“抗战中只有华夏儿女，没有党派之分”，这岂不是抹煞历史的欺人之谈?抗战中除了有爱国者抗日、打汉奸的激烈斗争，抗日营垒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贯穿了战争全过程。
八路军、新四军主要靠轻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战，就必须用人民战争的“持久战”来对抗强敌
国民党政府污蔑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游而不击”“乘机坐大”，这种说法根本违背了战争基本规则，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国民党掌握国家政权并有外援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有雄厚的弹药补充，抗战时消耗子弹就达17亿发，有条件与日军打正规战。而在落后山村活动的八路军、新四军基本没有外援，主要靠轻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战，平均一支步枪仅十几发子弹，只能用人民战争来对抗强敌。
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开创根据地后，日军面对其后方基地和运输线受到威胁，长期以其在关内的约半数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治安战”，并以其特有的毒辣狡猾实行了“铁壁合围，捕捉奔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战术，还以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1941年和1942年间，敌后解放区人口曾降到5000万，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降到40万。在这种艰苦环境中，敌后解放区通过粉碎一次次“扫荡”才得以坚持下来，并在1944年后再度迎来大发展。侵华日军总头目、支那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晚年在回忆录中对八路军的评价便是“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事实证明，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