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可能不实的说法,指蒋说过“日本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功是因为”两国恢复了民族精神,如果中国革命要成功,“我们必须打造党的独裁”。这段可疑的引用中,蒋也在赞扬了日、意两国的法西斯主义之后,接着强调说说中国必须振兴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这些可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甚至中国共产党所想要恢复的精神美德。
蒋固然有时也无情无义、残暴不仁,但他缺乏一个极权主义独裁者病态的狂妄自大和绝对的意识形态。他不断对自己重申的善意目的,其实是自我妄想多过伪善,而且(诚如毛、周所相信)蒋对德性与伦理的宣扬,不是假意做作他是一个诚恳的人。
蒋在大陆时期,不像他的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敌人,必须忍受报界和政治对手不断的批评。蓝衣社经常被报界谴责,不当行为也被揭发。蒋原本对蓝衣社的热衷,反映出他体认到国民党的贪渎、派系斗争和一事无成相当严重。起初,他希望在蓝衣社身上找到他的忠实、理想的追随者,类似毛泽东阵营的忠贞干部。蒋到了一九三二年一月才知道蓝衣社的存在,一连好几个月他喜爱拔擢其青年成员为助手。但是到了七月,他抱怨蓝衣社“不成熟”。到了一九三四年,他“对这个组织彻底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