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来了。2010年8月2日，我到兰州参加《中国妇运》年会。5日我给胡部长打电话，她告诉我老红军陈慧芳老人就住在兰州市比较边远的一个社区，第二天由接任她的魏部长带我去见她。
次日，如约来到陈慧芳老人家，老远就看见她站在门口迎接我们。老人个头不高，精神爽朗，一个劲儿地用夹杂着贵州口音的甘肃话对我说：欢迎!欢迎!旋即拉着我的胳膊进到屋里。3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住着老人的孙子、孙媳妇和重孙女共四口人，显得很拥挤。一听到我的乡音，老人马上激动起来，也用贵州话回答我。我问老人的家是哪个“白子沟”，她纠正说她家是在“白马洞”的街上。说着捧出她的《西路军红军光荣证》给我看，上面写着：籍贯：贵州白子沟;1930年在贵州息烽参加红军;1936年与马匪作战被俘(注)。老人眼含热泪，紧紧拉住我的手，述说着那遥远的往事……
遥远的往事
陈：我属龙，民国6年生，记得老家在贵州白马洞街上，父亲叫陈树青，祖籍江西。母亲姓杨，是个苗族。父亲脾气不好，在我十几岁时我母亲就离家出走了。我出来找母亲，先是从安顺东大街的祥和百货商店找到息烽，在息烽曾家办的烟厂找到我姐姐，就在息烽住了一年。有一次找母亲时碰见红军，看见他们对穷人好，我想跟着队伍有饭吃，还可以找我母亲，我就参加了红军，被编在少先团。因为我个子小，大家都叫我“小苗子”。跟着队伍我到过安顺、金沙江、大渡河。母亲没有找到，却参加了长征，还见到过毛委员、邓妈妈。那时，吃的困难，穿得破烂，我们抽空就自己打草鞋。过草地时饿得吐酸水，闻到战友们烤皮鞋的味道都香得很。后来我被编进妇女团。打腊子口那一仗，我们妇女团也上了，死伤不少。后来过腊子口，到会宁，三个方面军会师。再后来我被分到五军供给部当卫生员。一次在黄河边洗纱布不小心掉进黄河，还是我的老首长董振堂把我救上来。红军部队渡过黄河西征时，我们唱着战歌，好雄壮啊，现在我还记得歌词：“出草地，过岷山，红军战士不怕难。战会宁，夺甘南，如今跨过黄河岸。战友们，斗志坚，要让马匪心胆寒。杀民团，过祁连，河西走廊红旗展……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三十军，及原一方面军第五军组成的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踏上西征的悲壮历程......
1937年1月12日，马家军派两万余兵包围高台红五军，猛烈攻城。陈慧芳与卫生队的战友抢救伤员，几天几夜与敌人浴血战斗。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身陷包围的董振堂军长为不让敌人生俘，把最后一颗子弹给了自己。他与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头颅被敌人悬城示众三日。
高台失利，红军大批指战员被屠杀，光被活埋的就有700多人。陈惠芳和一些战友被抓进一座大庙。因为是女兵，陈慧芳侥幸没有被杀，被押去青海，一路上吃野草、喝马尿，受尽凌辱。到了西宁，陈慧芳等被俘女兵被押送青海在毛纺厂做工。
说到这里，老人眼里饱含泪水。但是在痛苦中，她们仍没有忘记自己是红军战士。然而，当时对逃回来的干部战士实行“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的严格审查制度。九死一生逃出来的陈慧芳回不了组织，流落在兰州一家印刷厂当了名装订工。在她最困难时，一位曾经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转业军人接纳了她。夫妻二人相依相伴走过后半生，直到丈夫1994年去世。
有一件事，老人显得很倔强，就是政府发“流落红军”证时她执意不去领。她说，我们是西路红军，是奉中央命令往西路走;是环境逼迫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敌人把我们整在这个地方，给我整个“流落红军”，我坚决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