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军记者克里曼在1894年12月20日纽约《世界报》刊载了《日军大屠杀》长篇通讯，一时间国际上掀起了批评日军野蛮行径的舆论浪潮。危机之下，日本一边指责记者的报道是失实的，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现场调查;一边说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在日本的舆论公关下，最终舆论转向了对日有利的一面。
反观清政府对待高升号被击沉、旅顺大屠杀等事件，虽然国内的舆论普遍在声讨日军的暴行，却仅限于国内的谴责和谩骂，没有向欧美新闻记者主动提供任何信息，对当时世界主流媒体没有只言片语，自恃正义在手，坐等欧美等国对日兴兵问罪。结果，眼睁睁看着日本政府运用舆论公关让许多欧美的媒体，包括那些原本同情中方的媒体倒向了日方。
铭记伤痛是为了警醒。日本历史上是一个惯于制造事端，又善于在危机到来时进行舆论公关的国家。时至今日，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爆发危机的可能性绝不能排除。历史昭示，舆论斗争“有理也要辩三分”。当危机来临时，我们必须抢占舆论制高点，牢牢掌握主动权，针锋相对地将舆论斗争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