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日本高度重视和收集国内外舆论信息。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就常常询问工作人员：“国内外报纸之评论如何?乞来电。”日本驻其他国家的公使也积极收集当地的舆论信息并及时汇报。如日本驻俄国公使在发给他的电报中说:“关于朝鲜问题，该地各报之评论已于本年七月二十日，以第三十五号相告。……现将目前足以窥知该国人对我国一般之意图，概要译述如下，供您参考……”
日本朝野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新闻媒体，向本国人民灌输“朝鲜独立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和对中国的“蔑视论”，以营造国内支持战争的舆论氛围。如日本《邮便报知新闻》在1894年6月6日的社论中就叫嚣：“我帝国必须援助朝鲜，并有坚决维护其国体之决心”“此实为我帝国之天职，顺天之责任”。紧接着《北国新闻》《朝野新闻》《东京曙新闻》《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等报刊也随声附和，为军事侵略“正名”。
反观清政府在战争期间由于对国内舆论的不闻不问，致使舆论到了混乱的程度。战前，国内报刊上既有主张加强海军建设，积极备战的，也有主张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寻求和平的;既有重复过去那一套痛骂，并宣称不久将彻底消灭日本的自负言论，也有对战局悲观预测的文章。在外国人看来，当时的国内舆论是“无知、自负和可笑的”。
清政府在掌握国际舆论动向上更是处处被动。美国人丹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中说，中方“以口舌文告，日劳精弊神于英、俄、德、法、美五国之交，垂五十日。迄无要领” 。1894年7月23日，驻朝日军发动事变，包围了汉城电报总局，切断了经义州通往中国的电信线路，中国各级驻外公使、官员竟无一人向朝廷报告，也没有一个人向朝廷汇报所在国当地媒体的战前舆论动态。随后，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主要阐述：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则阐明：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我出兵是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等。日本的宣战诏书当然充斥着谎言，但从舆论的角度看，比清朝诏书更容易拉拢国际舆论。
日本在战争中善于借助随军记者宣传自己，借助国外媒体为自己做议题策划。据统计，甲午战争期间日本66家报社派出从军记者1114人，其中以《朝日新闻》《中央新闻》为最。战争爆发后仅1个月，西方记者就获得了随军采访的许可。随日军从日本本土出发的西方记者，就有114名，另还有11名现场速描记者(当时影像主要靠画师绘制)和4名摄影记者。日本还策划在随军记者的全程见证之下，给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了他们，并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以礼送回”。英国法学泰斗胡兰德竟然“盛赞”:这是日本作为成熟的文明国家的标志性事件。
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军记者克里曼在1894年12月20日纽约《世界报》刊载了《日军大屠杀》长篇通讯，一时间国际上掀起了批评日军野蛮行径的舆论浪潮。(作者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政工教研室主任，总政舆论战教材编审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