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对国际舆论的拉拢和利用，甚至不惜使用金钱收买、欺骗等卑劣的手段。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在呈送国内的报告中说:“我以前就与《泰晤士报》建立了关系……把英国政府拉向我们一边……请寄供政治上和私人之用的额外经费。”据日本文献记载，当时让英国中央通讯社发表一次有偿新闻，日本需付给2000日元;通过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则每次付给606英镑。
反观清政府在舆论宣传策略上却表现得茫然。战争爆发伊始，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同时提交了随军采访申请，然而与日本政府主动邀请记者随军采访不同，清政府在整个战争期间不仅不允许国内外记者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地，而被砍了头，引起许多外交风波。
与日本外交官争相撰文进行舆论造势相比，翻遍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国外公众阅读的资料。驻英法等国公使龚照瑗不通英法语言，主要依赖英籍雇员马格里获取信息。1894年7月11日前，他一直逗留法国，接连向国内发回的“英廷力劝和平议事”“俄将请各大邦与闻”“英廷向倭云，定不能请中弃上邦权，催速和解”等信息都是凭马格里的探报，没有一条是来自公开的新闻报道。
清朝国内媒体经常报道的失实，导致国际形象和信誉受损，甚至闹笑话。如牙山之战本是中方失败，而8月16日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却将其描述为中方大胜。之后的平壤之战，清军大败，守将叶志超讳败报捷，从官方到媒体却一片喝彩，经国外媒体披露后，成为了国际丑闻，以至于后来当国内报道“旅顺大屠杀”时，很多外国人竟然不相信。
反省是为前行铺路。时代虽已变迁，但日本右翼在“钓鱼岛主权争端”等问题上舆论宣传策略“设计”的精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全面掌握舆情、准确研判对手，实战实备开展舆论斗争，力戒粗疏空泛。
1894年7月25日，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海军击沉。英国朝野震动，国内舆论一致声讨日本对国际公理的践踏，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军事报复。危机之下，日本一面与英国政府沟通，避免事态恶化，一面对事实进行剪裁，重新捏造证据，并利用权威专家“解读”方式扭转不利舆论。在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积极公关下，《泰晤士报》于8月3日和6日分别发表了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来克、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的文章，为日本野蛮行径辩护，认为日舰击沉高升号是合理的，责任不在日本。这两个人均为当时英国著名国际法权威，他们的据法替日狡辩，促使原本对日不满的英国舆论改变了腔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