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头衔的写法最多只是让清朝的面子不好看的话，传教士们对边界上待议地区的写法就着实给中国留下了后患。在谈判中，中俄双方将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一片土地留作日后再议。在满文本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惟乌第河以南、所定之兴安岭(指石大兴安岭，即外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方位范围都十分清楚。而在传教士们的笔下，这段文字的拉丁文版本变成了 “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如何分划，今尚未决”。
日后的俄国人正是利用其中含糊不清的“兴安岭”大做文章。19世纪时，俄国的涅维利斯科探险队在其“考察”报告中刻意地混淆了中国所说的外兴安岭与大兴安岭，宣称“根据尼布楚条约，阿穆尔河(黑龙江)下游以及整个沿海边区都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地”，从而为俄国入侵外兴安岭以南地区乃至中国东北的腹地找到了“理论依据”。
在中国使团即将返回北京前，戈洛文最后一次邀请徐日升和张诚到尼布楚去，两个教士又将他们对中华帝国所了解的一切，包括中国的出产、毗邻国家以及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等情况倾囊相告，甚至还拿出一幅中国全图送给戈洛文。俄国人也没有亏待他们，再次慷慨地送给两个传教士大笔礼物，其中甚至包括一名十二岁的蒙古族小孩(史载不详)。戈洛文还对两位“内鬼”的“潜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应该多么感谢你。你为了共同的利益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