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白某，有关部门还称他为“同志”，但他当时对自己的战友是何等的无情，丧失人性，丧失党性，成为“肃托”一案的积极支持者和主持者，应对这一冤案负主要领导责任。
那么，湖西地区究竟有没有托派呢?
所谓托派，是苏联共产党中托洛斯基派的简称，斯大林曾在三十年代展开过大规模的反托斗争，造成冤案无数。陈独秀接受了托洛斯基的观点，于1931年在上海成立了托派中央，约有成员300人，但从未形成统一的组织，即使是托派，也不是反革命分子。然而，1937年11月，康生从苏联一回国，就大肆鼓吹“肃托论”，并炮制一本《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斯基匪徒》的小册子，广为散发，毫无根据地指责托派是接受日寇津贴的汉奸、特务。一年后，康生蒙骗中共中央，获得了中共中央高层的信任，窃取了中共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长的要职，手操生杀大权，更是无情肃反，滥捕无辜，其恶劣影响波及到全党全军。
二、祸起萧墙
湖边地委设在山东鱼台县谷亭镇。
八月盛夏的一个午后，知了在树上叫得烦心，四野里茫茫的青纱帐蒸起一片暑气。
距谷亭镇二十几里地的大田家村地委干部学校也是一片躁动。时值毕业分配，有一些学员、特别是安徽沛县来的知识青年不愿留在湖边工作，想回家乡去，便提出“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的要求，并组织了“同乡会”，负责日常工作的非党教师魏定远，正巧在沛县工作过，也觉得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
但湖边地委的革命警惕性异常敏感，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刻怀疑是有敌人在暗中破坏，地委书记李毅正患疾，便交给王须仁去处理。
王须仁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将学员中一般的思想问题与托派联系起来，向地委汇报说:“干校里的确有托派活动，散布谣言，暗中煽动学生不服从分配，这都是魏定远在背后操纵的，他的问题最大。”
八月底，王毅等人亲临干校，以开会为名，派警卫员把魏叫到会场，当即逮捕，然后押回地委严刑逼供。
王须仁开口就问:“你是不是托匪?”
魏定远当然说不是，不是就打，先用皮鞭抽、又坐老虎凳、再灌辣椒水，魏定远还是不承认。王须仁急了，用电刑!拉过来一部摇把式电话机，把正负极绑在他身上，可怜的魏定远像一只羔羊任人宰割，惊恐得失声惨叫。
老子看你说不说!王须仁猛地一摇电话机，顿时，一股强大的电流搐动他全身。魏定远受刑不过，被迫承认自己是“托匪”。哪知，王须仁又逼问道:“还有谁?”
“还有曹广善。”
就这样，边打边问，逼供出一套有省委、特委、县委、区委、支部、小组的“托派组织”。当魏定远从老虎凳上抬下来时，己是奄奄一息。
苏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正在谷亭镇开会，听说湖边地委发现了托匪，就紧张起来，军政委员会主任王凤鸣、副主任白某亲率梁兴初、王文彬、张如等军政大员集体会审魏定远。被打得死去活来的魏定远，哪见过如此阵候?旁边又站了一个阴险毒辣的王须仁，早己不寒而栗，岂敢喊冤，只得按原先的口供重讲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