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周恩来、秦邦宪(博古)、林柏渠由上海前往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谈话，这实际上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的首次谈判。为迅速建立应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7月14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而出，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蒋介石意图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限制红军。本来在过去的一次庐山谈话时，蒋介石表示，3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这次庐山谈判，蒋介石改口了，他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指挥权。第二次庐山谈话，以失败告终。由此，统一战线没有立即建立起来，一直推延到“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第五次国共谈判。
国共合作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注意到右倾情绪的的滋长，对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迁就倾向，进行了纠正和必要的防范，并且收到成效。
正当全党贯彻执行洛川会议的路线和注意纠正右倾之际，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国。与他一起归来的还有康生。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是党内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的主要代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离开国内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回国前，共产国际处书记于8月10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的抗战应竭力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王明被派回国，主要是为了推行共产国际这一政策。
对有关毛泽东的在抗战中的档案文献做一番分析，可以发现“敌我的区分”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对敌，即对日伪的斗争;第二类是对友，即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第三类是对我，即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包括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等。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目的救是为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直到现在都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1937.5-1945.8，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他还说过，“党的一切方针，都是为了战胜日寇。”(《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也好，同党内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也好，都是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是为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纵观抗战中真实的毛泽东，才能更深切得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涵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