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信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只是一场冒险。早在1937年12月中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 虚，他立刻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129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进行试探性的游击作战。其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吕正操 在此前两个月率驻冀中的原东北军53军一个团脱离原建制，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此 后毛泽东先后派遣得力干部前往冀东、山东开辟新的游击试验区。所有这些小型试探性行动的成功，为毛泽东在1938年华北日军主力南下时果断向河北、山东的 平原地区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游击战、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决策依据。
敌后在游击战中颤抖
当国民党主力部队通过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一系列规模空前的正面会战对日军节节抵抗时，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的游击战能够在敌后起到多大的实 际作用呢?日本战后官方战史《华北的治安战及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中国派遣军第1科高级参谋真田一郎大佐在1940年11月28日，就当时的局势和日军 未来的作战方针进行的汇报，反映了日军对八路军游击战的看法：“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长三角)、武汉地区、华北，其中以华北 最差。”
全面抗战后最早沦陷的华北作为当时日军大后方，却成为“治安”最差的地区。真田一郎大佐写道：“方面军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令人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军队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
这正是毛泽东人民战争和游击战战略实施后迅速获得的成效。1937年三个师的八路军在1940年，已经能够组织超过100个团的部队(尚不包括 在山东等地的部队)对日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及时振奋了全国人民对抗战的信心和士气。日军战史《华北治安史》在总结其1941年开始为期3年的“华北治安强 化运动”时说：“治安良好的只有7个县，有137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295个县属中间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他们不得不 承认：“对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虑保点线。”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不仅仅只是在敌后的华北地区。在华东敌占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非常活跃。伪南京国民政府在1941年5月16日公布了由 汪精卫签发的《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中写道：“被指定为第一期清乡地区的江南一带，为连接新政权(汪伪政权)的心脏上海和首都南京的铁路沿线要地，是 中国屈指可数的谷仓地带，又是新政权势力达不到的敌性地区。此地自1937年末以来，已成中共及重庆方面游击队‘忠义救国军’(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游 击根据地。前者以常熟、江阴地区为根据地，积极建设解放区;后者在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尽力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