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古什人阿劳丁·沙迪耶夫曾在战场上与纳粹浴血搏杀,离开前线后成了内卫部队的一名官员。看到同胞被逐,他于心不忍:“我很难过,非常难过。我每天晚上都大哭。我尽全力去帮助同胞们,但是也要完成身为公职人员的任务。”
沙迪耶夫的工作是检查被流放者,执行任务时的所见所闻让他内心恐惧。“有一次,我问孤儿被安排到了哪里?有人向森林的方向挥挥手。在树下,我发现了很多躺在稻草上的小孩子,几个年龄大些的女孩向我跑来,最大的不过12岁。那些躺在地上的婴儿都向我伸出双手,他们在寻求帮助。”那些年龄大些的女孩在附近的田野和果园找吃的,或者去乞讨。“孩子们都沉默地躺在那里。这一幕让我十分难受。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想和别人谈起。”
70年未解的心结
定居乌兹别克斯坦的鞑靼人集中生活在独立的居民点,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如建筑、采矿、农作物种植等。他们还要遵守一系列特殊规定,在没有得到当地内卫部队官员同意的情况下,不得离开安居点,也就无法和多数苏联民众享受同等权利。更有甚者,鞑靼人还得像二战时期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一样,随身携带标有种族和身份的文件,以备检查。
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对这些少数民族的苛刻责罚是苏联官方的禁忌话题。这位铁腕人物死后4年,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才陆续被允许返回家乡。然而,回到故土的他们,满眼尽是物是人非的场景:陌生人搬进了他们的老宅、占有了他们的土地;清真寺被摧毁,墓碑被挖走,山上矗立了几百年的古塔都被夷为平地。心碎的人们纷纷返回了遥远的中亚。
相比之下,鞑靼人的抗争更艰难,也更顽强。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府废除了对鞑靼人的特殊限制;1967年9月,针对这个民族的叛国罪指控被撤销;不过,直到1987年以后,鞑靼人才能自由地生活在克里米亚,而不必担心被遣返回乌兹别克斯坦。
时过境迁,到21世纪初,半数以上的鞑靼人已回归故土,他们是一个团结的集体,矢志不渝地通过和平抗议,争取政治、经济和市民权利。《华盛顿邮报》称,根据乌克兰2001年的人口统计,鞑靼人占克里米亚总人口的12.1%。
如今生活在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中,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友在当年的大流放中丧生。他们由此成为克里米亚地区反俄力量的中坚。苏联解体后,曾被赫鲁晓夫当礼物送给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浮出水面。1991年的全民公投中,乌克兰以微弱优势获得了克里米亚的主权,鞑靼人的支持居功至伟。此后,鞑靼人的代表机构一直和亲乌政党关系密切。
然而,偏向乌克兰的鞑靼人与基辅当局也存在矛盾,当地自治政府的议员Egizov告诉NPR,“乌克兰政府认为我们是少数民族。我们不是少数民族,鞑靼人是土著,是克里米亚半岛的主人。”随父母从乌兹别克斯坦回归时,Egizov只是个稚童,而此类想法在年轻的鞑靼人中相当普遍。他们希望在克里米亚全面复兴鞑靼文化,包括将鞑靼语作为官方语言。
2月26日,克里米亚议会被武装人员占领前,鞑靼人汇聚成比亲俄派更壮观的抗议团体。《华盛顿邮报》称,无论鞑靼人与乌克兰有怎样的分歧,如果在被乌克兰人统治和被俄罗斯控制之间二选一,历史的伤痛会让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这正是鞑靼人的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