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老师经亨颐尚不知学生下落，常常带着凄惶的神色问：“中华尚在人间否?”
宣氏兄弟既死，父亲无法承受打击，郁郁而终，家中惨状可想而知。有友欲为宣中华家筹款，此时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竟不能得。经亨颐先生解囊200银元，方解宣家于水深火热之中。
20年前，我曾随摄制组一行至诸暨斗岩山下宣中华衣冠冢处，众人顿时便被这豪迈雄伟的山岗惊得目瞪口呆。拔地而起的斗岩山壮如侧身行立紧握拳头的伟丈夫，非常高大，那日冬雨，却下得如风云变幻的夏之豪雨一般。山间云雾瞬息万变，云层如万马奔腾，又如仙境霭气。然而高昂的伟丈夫的头颅却仿佛始终在云天之上，使人顿生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意。
斗岩山下有一小小白墙黑瓦平房——中华土地庙。一开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仔细看，确是“中华土地庙”。旁边还有一副对联：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保我黎民永臻安康。字写得歪歪扭扭，且风吹雨打有所退色。
宣中华没有孩子，但故乡父老不忘宣中华并使他香火永续。他们干脆把他们英勇的儿子奉为神祗来保佑一方水土。中国百姓素有此类传统，但把一个共产党人奉为土地神却闻所未闻。再一想，对宣中华的父老乡亲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纪念了。
三
几乎所有的党史资料上，描述吴先清得知丈夫牺牲时的情景，都只有一句话：“吴先清得悉宣中华英勇牺牲的噩耗，以坚强的意志抑制了自己悲痛的感情。”
然而，生离死别，焉是这样一句话可以遮蔽的?这是初恋，这是孩子的父亲，这是革命引路人，这是上级领导，这是她爱的男人，死得那么惨，她连为其收骨的可能也一丁点儿都没有。那年吴先清也才23岁啊。
如果不是另一个革命男儿进入了吴先清的生活，我们不知道吴先清的悲痛何时缓解。这位男儿，风采不输宣中华，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职业革命家刘鼎(1903-1986)。
刘鼎原名阚尊民，四川省南溪县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本人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他的童年和少年跟现在的大部分人没有什么不同，就是一味读书求学。1920年，刘鼎离开家乡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经3年苦学，打下了扎实的工科基础，并掌握了英语，还学了德语。那段时间，正是杭州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阶段，西子湖畔的川中男儿，经常去离杭州不算远的上海，同上海大学的郭伯和、李硕勋、李一氓等一起谈论革命。1923年由郭伯和介绍，刘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赴德国勤工俭学。1924年12月经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刘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任旅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5年因参加共产党活动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1926年初，刘鼎离开柏林到达莫斯科，就读莫斯科东方大学。
从时间上看，刘鼎与吴先清应该是同一拨到达莫斯科并就读于同一学校的同学。不过他俩在学校共学时间不长，刘鼎后被调到苏联空军机械学校任中国班政治指导员兼助教。或许人才大家抢吧，刘鼎1928年又被调回东方大学，任中共东大总支委员。在校期间，刘鼎掌握了有关飞机、坦克和一般兵器的性能、作用、维修及其他军用技术，如电话、电报、无线电及工兵通讯联络技术、炸药和爆破技术等，这一手绝活在身，对他以后的地下工作极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