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清是陈宣昭是杭州蚕校时的同窗好友，当时陈在甲班，吴在乙班，两人无话不谈。
吴觉农有些吃惊，不禁问：“怎么，她从苏联回来了。她还在共产党里吗?”
陈宣昭说：“当然还在共产党里，不过我今天看到的不是一个共产党，是两个，还有她在苏联结婚的丈夫刘鼎，他也是共产党。哦，先清怀孕了。”
原来，刘鼎夫妇这期间正经历着一段惊险的经历：1932年入冬季节，吴先清怀孕了。春节前，她和刘鼎一起回四川老家。刚过春节，在当地警察局工作的一位亲戚来报信，说有人告密家里来了一对“共匪”，警察局正在布置抓人，叫他们连夜逃出县城。还是依靠这位亲戚，他们坐在箩筐里，用绳子慢慢地从城墙上往下放，然后在长江边找到一只小船回到上海。
就在这茫茫人海的国际都市大上海，吴先清与陈宣昭不期相遇。
夫妻俩说话的口气虽然轻松，但谁都知道这件事情的分量。上海作为白区的大本营，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刘鼎夫妇回来革命，又无处栖身，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无疑是自投罗网。但“知妇莫如夫”，吴觉农知道，和他一样有着同样政治立场、又有同样的古道热肠的、有正义感的妻子，其实在心里是已经打定主意了。
不用说，吴觉农是深深为妻子的决定自豪的，但他还是问了一句：“你打算怎么办?”
“总不能看着他们再像宣中华那样被国民党杀掉吧。”陈宣昭说，“我看不妨接到家里来住算了。”
吴觉农眼睛一亮，说：“我们俩算是想到一起去了。与其把他们送到别的什么乡下安全的地方，还不如就住在我们家里。我想来想去，老鹰不吃窝里肉，还是我们这里最安全。”
吴觉农说的“老鹰不吃窝里肉”，是有道理的。原来，当时吴觉农住在金神父路花园坊的2号，而3号、4号就是上海警察局长闵鸿恩的寓所。
其实，当时的吴先清夫妇虽然处在万分危机之中，但吴觉农一家并不是他们首先要找的。他们是与陈宣昭偶然相遇的，可正是这偶然的相遇带来了重大转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吴觉农与陈宣昭只是一般性地关照一下，这一对共产党人的命运会是如何。吴先清和刘鼎是幸运的，次日他们就搬进了吴觉农的家，受到了吴觉农一家的热情招待。
刘鼎在吴觉农家中住的时间不算太长，和地下党接上关系之后他就去了苏区，他穿着长袍，打扮成商人的模样，由吴觉农陪他到了车站，目送他踏上了去江西的征途。而吴先清在吴觉农家中住的时间较长，她的儿子阚文木就在吴家出生。而后的吴先清，得到共产党的高度信任，被党中央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担任谍报组组长。由于工作需要，她经常以贵夫人的身份进出于一些军政要员家中，住在她隔壁的上海警察局局长闵鸿恩也对她毫不介意。有人说她是“放荡不羁”的女人。但她忍受着各种误解，机警、勇敢地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1935年9月，党中央派吴先清去苏联，启程前，吴先清住在上海女青年会，陈宣昭带着她的小儿子去送吴先清。陈宣昭想到此时一别，又不知多少惊涛骇浪，同学密友，何时可再相见呢。吴先清紧紧握着陈宣昭的手说：“我也舍不得和你们分开。”说着就从手腕上取下一只金手镯，交给了陈宣昭，又说：“但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到那时，我们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们再把我们的故事说给他们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