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汪精卫在出逃后曾于12月23日致电蒋介石称：“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龙云转呈汪自河内致蒋委员长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梗电之迴电》，《傀儡政权》(三)，第48页。蒋介石认为，汪所言，为1938年1月之事，而在重庆时，则“未有一言提及”。见致龙云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7页。他在电告他的朋友、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彭学沛时也说：他之所以离开中国，“系因中央不愿考虑和议，及本党有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故不得不“以去就争”《王世杰日记》，第455-456页;参见《张群以接汪自河内电为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致蒋委员长之马电》，1938年12月21日。《傀儡政权》(三)，第46页。。汪所称“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指的就是上述蒋介石企图联合共产党，甚至与共产党“合并为一大党”的意见。这就说明，汪精卫不仅主张与日本言和，而且反对蒋进一步“联共抗日”，因此不惜以出走作为向蒋抗争的手段。当然，汪的出走，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他在致蒋电及致彭电中均未说明，这就是，他准备在重庆国民政府之外，另组政府。
【二】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反应
汪精卫在离开昆明时，致电蒋介石，称：在飞赴昆明途中，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金雄白：《汪政权始末记》(五)，香港春秋出版社，第32页。。汪走后，龙云才致电蒋介石报告：“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重要史料初编》，《傀儡组织》(三)，第46页。到21日，才向蒋透露，汪精卫到昆明后，态度不像“昔日之安详”，临行时，才告诉自己，“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条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电中，龙云还询问蒋介石：“(汪)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
12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原本准备离开重庆，飞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但因得悉当日西安气候不良，改变计划。一直到20日，蒋才飞抵西安。21日，蒋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到晚上，才得知汪精卫私自飞到昆明的消息，当即电汪称：“闻兄到滇后即感不适，未知近况如何，乞示复。”《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5页。蒋模糊地猜测到汪此行的含义，日记说：“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吾犹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2日，蒋介石得到龙云的电报，这才比较具体地了解到汪此行的目的，日记云：“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资格老，地位高，关系多，其出走是具有严重意义的大事，蒋开始估计其影响，在日记中特别写下：“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慎重”，“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当晚，蒋介石失眠，至次日晨3时才入睡。23日，蒋继续思考汪出走后的局面：“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他决定，对汪表明态度。
同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要求“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就是所谓“近卫三原则”。在声明中，近卫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允许日军在华北及内蒙驻兵，给予日本臣民“特别开发上之便利”。24日，蒋介石决定驳斥近卫声明。同日下午，蒋介石回到重庆，约集党政首长会谈。这一天，蒋介石在对汪精卫的态度上陷入矛盾。一方面，他仍有“挽救”汪的“政治生命”的想法，日记云：“知汪确有整个背叛党国奸谋，乃决心发表宣言，使其卖国奸计不售，亦所以挽救其政治生命。”“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亦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但他一想起汪与自己过去的不良关系，又觉得不应援手，日记云：“余向来以至诚待之，礼遇之如总理，而彼乃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若复与之合作，使之自拔，岂不愚拙之至乎!”25日，蒋介石谒见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汪精卫通敌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