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美国为首的北约。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3月21日通过两国友好期间铺设的、供中苏高层直接联络的专用电话来找毛泽东或周恩来，想直接商谈解决边境冲突。当时头脑中充满极“左”狂热的中国女接线员拒绝接线并进行辱骂，周恩来得知后认为这不妥，不过根据当时的指导思想仍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在指责中国的同时提议双方进行谈判。与此同时，苏联又向中国施加了军事压力。
追溯历史，苏联自核弹和洲际导弹试验成功后，遇到国际危机时便经常炫耀其威力。珍宝岛事件后，苏军《红星报》以不指名却又明显影射的方式称，准备以强大核反击力量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
据后来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证实，1969年苏联已拥有核弹4万枚(这是苏联历史上拥有核弹最多的时候)，其中可运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超过1000枚。
而中国刚刚于1964年10月试验原子弹成功，1966年10月才成功进行了“两弹”结合(原子弹头装入近程导弹)的试验，1967年6月以轰炸机空投氢弹成功，但1969年时还不具备远程导弹攻击能力，核弹的数量更远远不能同苏联相比。
从常规力量对比看，中国虽然有军队631万人，苏军只有330万人，中方武器装备的水平却落后一代以上。从国家的经济实力上，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苏联的六分之一，科技水平更远远不及。何况，当时中国在东部、南部还与美国和台湾当局保持着军事对峙。
同苏联发生冲突在军事上对中国十分不利。
珍宝岛事件发生在展示“文革”成果的中共九大的前夕，“文革”的宗旨恰恰是“反修防修”。事后，国内组织1.5亿人举行示威，掀起了一个反修新高潮。“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口号又对消除严重派性和国内武斗发挥了一定作用。
此时，中国领导人实际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担心苏联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不想同苏联谈判以缓和“反修”气氛。
1969年8月13日，新疆铁列克堤边防站巡逻分队遭到苏军袭击，中方30多人牺牲。
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和核攻击的传言出现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和全军下达了紧急战备命令。
珍宝岛事件后的近半年时间，国内“准备打仗”的口号主要还是服务于政治需要。当时的“副统帅”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回忆录中说，在珍宝岛事件后的半年内，林彪根本不过问对苏战备，认为不会真正发生战争。8月末，中央下达全国战备指示后，林彪才开始布置相应的准备。不过他在军委小规模的会上仍讲：“这个仗八成打不起来，却要做八成打起来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