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战备之害不亚于忽视战备
对当年中苏之间发生的争吵乃至冲突，中国方面曾有过认真的总结。“反修”斗争时的中联部负责人、老一代革命家伍修权在90年代曾深有感慨地回顾说：“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战’，我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的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潮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座谈会的参加者得出的结论是，就意识形态方面而言，“中苏争当‘马克思主义正统’，互不妥协，中国在这方面责任更大一些”。
进入80年代后，苏联领导层在改善对华关系时也研究检讨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华政策的错误。担任苏联最后一任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曾公开说过：“同中国搞坏了关系，是苏联前领导人犯下的最大的战略错误。”他回顾说，苏联两面受敌后，为防范美国花了1万亿卢布，为防范中国花了3000亿卢布(注：当时1卢布折合1.1美元)，这几乎拖垮了苏联经济。
中国对战争危机紧迫临头的估计，也如同胡乔木所说的是“过火反应”，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同样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1969年以后的多年间，中国以重点防范苏联的战备作为五年计划的中心项目，国家财政支出有四分之一以上用于军费和与军队直接有关的项目，国内经济建设又偏重于“大小三线”。这不仅大大拖累了经济发展速度，也为后来的国家建设布局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如此过度战备造成的损失，往往不亚于忽视战备。
由于吸取了当年的惨重教训，20年来，中俄两国尽管意识形态不同，却一直保持着睦邻友好的战略伙伴关系。如今，我们在有关中苏关系的历史问题上澄清一些谬谈，正确地认识当年的历史教训，应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