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一直安置在租界中。国民党不断加强清晰和围剿，中共在上海的机关屡遭摧残和破坏。此时秦曼云担任共产国际代表联络处主任兼上海中央执行局总会计，可谓是重任在身。
1934年6月26日午后6点，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与共产国际代表接头后回到中央局的办公处，被守在门口的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特务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办公处的工作人员秦曼云、仇爱贞，以及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李德钊和交通员周惠年等。中共江苏省机关随即被破获，书记赵立人和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也遭逮捕。秦曼云被捕后也随即成为叛徒(一说秦曼云后经保释出狱，但从此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
李竹声亦在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共在上海和苏区的许多机密，如中央红军的兵力和作战计划，以及上海中央局的电台位置等，接着他又供出了中共另一位重要领导人盛忠亮的秘密住址。盛忠亮随即在法租界被捕并随即叛变。就此，中共和苏联的联系随即中断。(此前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与莫斯科之间有联系，邓颖超在奉命去江西前曾与秦曼云商定了一套专门的密码进行通信。)此后，黄文杰出任上海中共中央局书记，不幸又于1935年2月被捕，与黄文杰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央局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等三十余人。至此，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基本被摧毁，中央机关被迫撤往苏区。
盛忠亮在被捕之后曾在受审是大有一副坚贞不屈的架势，国民党特务向“功勋”级叛徒顾顺章求教，顾献上妙计——盛忠亮对女友秦曼云言听计从，可从秦曼云处下手。国民党当局立即将秦曼云押解至上海，盛忠亮在秦曼云的“谆谆诱导”下折节叛变。
继续说服爱人叛变之后，她有奉命出庭作证，指证黄文杰等人，结果黄文杰等被租界当局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关押，随即又被押解至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不过，让人欣慰的是，黄文杰、朱镜我、杜国庠、田汉、阳翰笙等同志终止了这一时期“被捕就叛变”的现象。在狱中，他们的表现让人敬佩。朱镜我的同乡陈空如(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写信要保释朱镜我，但条件是必须“办手续”。但是，朱镜我却拒绝了他。国民党教育部总务司司长雷震是朱镜我的同窗，他也劝朱镜我自首，可是，遭到了朱镜我的驳斥。朱镜我夫人的叔叔、时任国民党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赵次胜，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他要出面保释朱镜我，但是朱镜我同样是不为所动。他也只能说朱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盛忠亮折节叛变后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科工作，当了中统特务。就此，中共和苏联的联系随即中断。(此前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与莫斯科之间有联系，邓颖超在奉命去江西前曾与秦曼云商定了一套专门的密码进行通信。)
抗日战争期间，盛忠亮一直驻扎兰州的中、苏航空站，负责与苏联方面联络。1943年，他将家眷安置在石门县热水溪村，离妻别子，奔赴战场，任驻印远征军新一军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他协同郑洞国将军转战印缅战场处理印度与缅甸交界烽火中的政工任务三年之久，为盟军在东南亚战区的胜利作了不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