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谜团，民间的传闻是，雍正自畅春园改诏夺嫡、阴谋篡位，随之又弑兄屠弟后，不免心中有愧，死后怕受到先皇康熙的降罪责罚，因此决定另选陵址，竟不顾祖制，跑到易州建起陵寝来。这样远隔几百里的康熙就对他无可奈何了。
事实上，自清王朝入关，顺治、康熙两朝的帝王后妃在京师以东的昌瑞山下建造陵寝后，便开创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昭穆之制”。“昭穆”为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居庙中，以下父子递为昭穆，其左为昭，其右为穆。父为昭，则子为穆，父为穆，则子为昭。这种方法也用于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早在古代的《周礼》一书中就曾有“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规范记述。
雍正即位后，随着政权的不断稳固，开始想起建造陵寝一事。雍正四年(1726年)，诏谕允祥、张廷玉和工部、内务府官员办理陵寝事务。允祥等臣僚率领术士们，先在马兰峪的昌瑞山脚下选择吉地，但没有选中相宜的地方。后来选中了九凤朝阳山，离孝陵、景陵不远，风水甚佳，得到了雍正的同意。但后来精通勘舆的臣僚术士再三相度，又认为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让臣僚们再行勘察。但这帮臣僚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却久久找不到佳穴，又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雍正开始命怡亲王允祥和汉大臣高其倬舍弃京师以东，到京师西南一带山脉采卜。允祥等人受命后，经过多处勘察，至易州境内的太平峪，兴隆庄一带发现了“万年吉地”，并回宫竭力向雍正荐引。按照允祥等人的说法，此处西依云山，北靠泰宁山，东傍丘陵地，南临易水河，堪称：“乾坤聚秀之区，为朝阳会和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览奏之后，也认为此处是“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他不便马上表态，只说那地方虽美，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而私下却在暗示群僚们为自己寻找依据和借口。臣僚们心领神会，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看起来颇具情理的依据。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群臣果然不负厚望，一番引经据典，使雍正的意图得以顺利实施。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宣告竣工，同年三月初二日，雍正帝的梓宫被安葬于泰陵地宫。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昭穆之制”的丧葬规范，被雍正轻而易举地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清朝自入关后，帝王的陵寝开始以京师为坐标，逐渐分为两大陵区。那便是位于北京以东遵化县马兰峪附近的清东陵和位于北京以西易县境内的清西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