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后，乌克兰政府向俄罗斯提出赔偿与道歉的要求，并要求联合国承认这是种族灭绝，使这个问题远远超出历史范畴，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高度。这个演变过程实际上也正是乌克兰与西方国家把乌克兰“大饥荒”这一历史问题政治化的过程。
其手段可以这样概括：先是把整体史实碎片化——把乌克兰饥荒从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整体史实中剥离出来，只把乌克兰一个加盟共和国农业区的饥荒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在披露饥荒“真相”的过程中，下手处、着眼点均落在乌克兰，由此造出一个专有的指代名词“大饥荒”;二是把被碎片化的历史事实绝对化。部分乌克兰和西方的学者、政论家极力夸大乌克兰的饥荒情况，把乌克兰饥荒放大到用来取代苏联饥荒的全部事实，并把饥荒发生的原因说成是“莫斯科政权”有意制造的，意在消灭乌克兰人，并在政治家的推动下，借助各种传播媒介用多种方式来演绎和宣传。于是，大肆渲染另一个专有名词“种族灭绝”或“种族灭绝——大饥荒”。
那么，一部分西方和乌克兰的学者、政治家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实质是借历史问题发挥，把历史问题政治化。对乌克兰的一些政论家或研究者而言，其目的首先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反共、反苏宣传，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及苏联解体之初的90年代尤甚。他们意图通过披露历史真相，揭开历史“空白点”，来揭露“斯大林主义”、苏联“极权社会主义”的黑暗，与当时甚嚣尘上的批判斯大林、指控列宁、批判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浪潮结合到一起，对社会主义苏联进行“清算”;其次是反俄。苏联解体前，对饥荒死难者的纪念活动就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推动了乌克兰的离心倾向。
苏联解体后，在独联体内部这种思潮加重了反俄倾向，部分乌克兰政论家甚至提出要求“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向乌克兰人民道歉，并要求俄罗斯给乌克兰饥荒的受害者以经济赔偿，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做法影响了乌俄两国关系。而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论家或者研究者而言，把乌克兰饥荒问题政治化的目的主要也有两个：一是对苏联“极权”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批判，以加强反共宣传。在苏联后期，他们借助“民主”、“人权”口号来推行西方的意识形态，在乌克兰加盟共和国推行西方的反苏、反共策略，借乌克兰饥荒一类的问题大加渲染苏联的民族矛盾，加剧了乌克兰的独立倾向，从而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苏联解体后，西方借乌克兰饥荒问题插手后苏联空间，在独联体事务上，尤其是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上做文章。
在一些西方国家煽动下，乌克兰屡次在欧盟会议以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1932—1933年饥荒问题，使国际社会就这一问题大体分成了两种态度：一类是支持乌克兰，承认种族灭绝说法的。到目前，“种族灭绝说”已先后在国际上得到了十几个国家立法机构的承认。另一类是不支持“种族灭绝”说法或者对这一问题不表态的。可以说，苏联解体前，乌克兰“大饥荒”问题还是乌克兰流亡者或者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苏联国家之间的事情，苏联解体后变成了乌克兰与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之间的问题。加上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参与，导致苏联时期的“国内问题”国际化，并越来越复杂化。
三、乌克兰“大饥荒”问题的发展趋势及其警示
苏联解体至今，围绕乌克兰“大饥荒”问题，俄学界与官方做了多方面的工作。
首先，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俄罗斯历史学家、档案学家以及农业问题专家就根据中央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公布的各种材料、各地方的户籍档案，以及对饥荒亲历者的调查访谈，采用人口学、数据统计、口述史研究等方法，对上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公开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文章、专著和档案文献汇编材料。这些研究成果充分证明，上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的确是苏联人民共同经历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