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于乌克兰纪念“大饥荒”死难者的各种活动，俄罗斯基本采取默认或者赞同态度。不过，对于乌克兰方面把“大饥荒”问题政治化的做法，俄罗斯则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政策：一方面，对于各种夸大甚至歪曲历史事实的说法，俄罗斯方面予以“坚决回击”。例如，在讨论有关乌克兰“大饥荒”问题的欧洲及联合国会议上，俄罗斯代表就曾多次表态，坚决反对通过有关“种族灭绝”乌克兰人的决议。
同时，俄罗斯领导人还在讲话中多次明确指出，乌克兰政权毫无根据地把大饥荒问题政治化，是要通过这个途径激起反俄情绪。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就任之初就向乌克兰发出了不要故意歪曲历史的呼吁。2009年5月15日，他发布第549号总统令提出“成立直属俄联邦总统的委员会以反对企图篡改历史损害俄国利益”，并拟定通过法案“反对在独联体国家——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范围内为纳粹主义、纳粹战犯及其帮凶翻案”，以此表明俄罗斯领导人对影响俄罗斯形象的篡改历史行为决不姑息。另一方面，俄罗斯学术界也在积极组织或参加有关上世纪30年代初苏联饥荒问题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与乌克兰和西方研究者展开正面交流与学术合作。例如，俄罗斯学者先后参加了1993年在基辅、2003年在意大利维琴察市召开的苏联30年代饥荒60周年和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文章，表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在俄罗斯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俄罗斯与乌克兰及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家的研究者也展开共同研究，使这一问题的研究逐渐由“分散化”走向“整体化”，力求达成共识。由于有关上世纪30年代初苏联饥荒的事实不断澄清，在当今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以及波兰等国的研究中，学者们对饥荒的范围以及饥荒发生的原因所持观点越来越客观。如，西方研究者R.戴维斯和S.惠特克罗夫特在他们的一本专著中就明确指出，乌克兰饥荒并非是有预谋的，苏联政府曾在1933年春夏对饥民进行过救助。他们举出了35个苏共和苏联政府颁布的有关对苏联饥荒地区的灾民进行救助的决议。这些材料证明，苏联政府从1933年2月初到7月下旬共提供了32万吨谷物用于救灾，其中向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和库班河地区下拨了26.47万吨，向所有其他地区下拨5.53万吨，从而以事实反驳了种族灭绝乌克兰人的说法。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内，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交流与共同认识也越来越多。
中国学界自苏联解体后才开始研究有关苏联上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问题，进入新世纪前后，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不过，其中的一部分成果是把乌克兰“大饥荒”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来分析的，这就把上世纪30年代初发生在苏联各产粮区的饥荒这个整体事实割裂开来，不自觉地陷入到西方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在了解乌克兰饥荒问题的来龙去脉之后，中国研究者应明辨是非，坚持正确的立场。
首先，全面客观地揭示历史真相。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客观公正，苏联时代掩盖事实真相的做法不仅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也使历史问题在被揭开后更加复杂。作为历史研究者，有责任向公众揭示历史真相。如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茹科夫所说：“任何时候都应该知道历史真相是什么。任何一个错误如果把它放大，那么它就不是真相，这是对历史不负责的态度。”不过，揭示历史真相应该客观全面，用事实和材料说话。苏联饥荒的真相最早是从乌克兰开始揭示的。在早期，当人们没有掌握足够的事实材料时，对乌克兰饥荒的认识有可能取代对整个苏联饥荒的认识。不过，随着历史的面纱逐步揭开，苏联饥荒的完整画面逐渐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在这个时候，如果研究者仍然坚持把乌克兰一个地区的饥荒与整个苏联饥荒割裂开来，把历史事实碎片化，就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在此，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观或许更有启示：“我们不应当把任何历史的开端看成一种绝对的开端，也不应当用一种简单化的方式去设想各个时期……对历史的每一次思索在思索的当时永远是足够的，而对后来则永远是不够的。”
其次，历史问题不能过度政治化。历史研究具有知古鉴今的作用，澄清历史事实，汲取其中的教训，警示后人，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但如果把历史事实与当代政治结合到一起，把历史问题变成政治的工具，甚至变成一些国家干预他国内政、挑唆别国关系的工具，那么这个历史问题就可能永远为政治所左右，只要有政治需要，就会被提起。苏联解体前，西方借乌克兰“大饥荒”问题插手苏联内部事务，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同推动乌克兰脱离联盟。苏联解体后，这个问题又成为西方插手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的一个借口，只要乌俄双方不能达成共识，西方就有可能借此干预两国关系。对此，中国研究者需要有明确的认识和坚决的态度，在澄清历史事实的过程中，一定要认清历史问题政治化的实质，避免人云亦云，夸大甚至绝对化历史事实。尤其在牵涉到民族地区的历史问题上，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警惕西方的意识形态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