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饥荒的发生原因上，20世纪40—70年代西方研究1932—1933年苏联饥荒的论著中，多把饥荒说成是苏联高层有计划的活动，目的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消灭乌克兰人。到了80年代，詹姆斯·美斯、罗伯特·康奎斯特等西方研究者在著作中把饥荒与苏联的民族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饥荒是苏联领导人为种族灭绝乌克兰人，最终征服乌克兰而制造的。他们的观点得到С.库里奇茨基等乌克兰研究者的肯定，并继而提出，乌克兰“大饥荒”的发生“不是不明原因的偶然现象，而是饥荒恐怖，以及种族灭绝政策和极权主义措施造成的后果”，旨在种族灭绝乌克兰人。
自苏联解体前后起，俄罗斯学者就开始了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政府公布了一大批历史档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在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数俄罗斯学者得出的结论是，上世纪30年代初在苏联的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中央黑土州绝大部分地区、哈萨克斯坦、西西伯利亚、南乌拉尔地区等，都发生了饥荒。饥荒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强制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招致农民反抗，以富农为代表的农民抵制集体化运动，同苏维埃政权展开了“无声的较量”，结果带来长期而可怕的饥荒;第二，苏联政府为换取工业生产设备而加紧出口粮食，过度提高产粮区的粮食征购量，而集体农庄为完成粮食征购任务采取了非常手段，把农庄庄员家里仅存的一点救急用的粮食也收走了，导致农民连基本的、维持生存的口粮都没有留下;第三，发生饥荒后政府对饥荒消息的掩盖以及禁止人们外出讨饭的种种措施，导致饥荒情况加剧。此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加重了国家的粮食供应负担，1931—1932年在乌克兰等地方的旱灾也导致粮食收获量减少，等等。在这些主客观因素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政策导向，即全盘集体化和过度的粮食征购，因此这是一场人祸。当然，这些情况在苏联各产粮区都存在，不仅仅发生在乌克兰。
在乌克兰1932—1933年饥荒的起因问题上，俄罗斯、乌克兰及西方学界大体分成两个“阵营”：部分西方国家的研究者和乌克兰侨民，还有当今的一些乌克兰学者、政治家认为，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有计划地安排和组织了饥荒，其目的是利用饥荒“种族灭绝”乌克兰人，斯大林是制造饥荒的“主谋”，是杀人恶魔、刽子手。他们用“乌克兰大饥荒”、“大饥荒”这样的专有名词指代苏联1932—1933年饥荒，强调乌克兰人是饥荒的受害者，饥荒是乌克兰人的灾难。俄罗斯研究者依据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证实，乌克兰饥荒是苏联整个30年代饥荒的一部分，是斯大林体制下“苏联人民共同的悲剧”;饥荒的发生有其主客观原因，主要是农业集体化政策所导致的灾难，不过，斯大林与苏联政府并没有专门组织和谋划饥荒，更没有种族灭绝乌克兰人;对于饥荒的死难者需要纪念，但应在所有受灾地区展开共同的纪念活动。两种观点的交锋使乌克兰“大饥荒”成为当代乌俄两国学界以及外交关系中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
二、乌克兰“大饥荒”问题的演变及实质：历史问题的政治化
总体上，在进入新千年之前，乌克兰与俄罗斯双方对于乌克兰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研究一般还属于学术范畴。进入新世纪后，这一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拉上政治台面，它被赋予的政治内容越来越多，俄乌双方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争论也就越来越具有政治博弈的色彩。2001年11月21日，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决定在乌克兰定期纪念1932—1933年饥荒死难者。2003年是饥荒发生70周年，乌克兰组织了大规模的纪念与宣传活动。这年11月22日，在基辅市的米哈伊洛夫广场举行了纪念集会，包括罗马教皇在内的一些西方“名人”前来参加。从2003年起，每年11月的第四个周末，在乌克兰都举办“大饥荒”死难者的纪念活动。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和尤先科都曾发出呼吁，要求联合国、国际社会承认1932—1933年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在联合国会议上，乌克兰代表也屡屡提出这个问题。“大饥荒”一度成为乌克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主题。2006年，乌克兰议会通过了“关于1932—1933年在乌克兰的大饥荒”的法案，以法律形式将饥荒定性为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并在这一年的11月25日，以总统令形式确定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日为乌克兰纪念“大饥荒”死难者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