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荣民”集体上街游行、请愿，要求当局开放回大陆探亲。一名“荣民”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两个字“想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回答，“我离家快40年了，我不愿死在外面，我想回家!”
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1987年11月，蒋经国正式宣布：“基于人道立场，开放老兵探亲。”长达数十年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当年12月，第一批“荣民”踏上了返乡路，台湾红十字会为这场“少小离家老大回”准备了10万份表格，在半个月内就被“荣民”们抢领一空。
那时的“荣民”们都会清晰地记得，蒋介石曾多次向他们允诺：“一定带你们回去”，在那幻想“反攻大陆”的岁月里，每一名士兵都领到了一张“战时授田证”，台湾军方告诉他们，等到“光复”了大陆，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这个“战时授田证”领取一块土地。进入蒋经国时代，“反攻大陆”正式成为历史，“荣民”们把这张“战时授田证”都换成了十几万元的台币补贴。
一部分回乡探亲的“荣民”，则娶了“大陆新娘”回来。由于在部队时待遇微薄且结婚限制严苛，退伍后又和台湾本省人“语言不通”，“荣民”们有许多到老了都还是光棍汉。
“荣民”刘家信就是这样的“老光棍”之一，1949年，国民党的败军路过山东，当年21岁的刘家信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兵。1982年，他在服役34年后终于退伍，住进台北的“大我退舍”，这是为老“荣民”准备的集体宿舍，仅在台北，就有16处像“大我退舍”这样的地方。
1988年时，刘家信曾回到山东老家一次，但那时母亲已撒手而去，刘家信用仅有的积蓄，为父母修了坟，为家乡筑了桥，从此断绝了回大陆的念想，回到台湾继续做他的老光棍。
不过，正当刘家信为终生未婚“认命”的时候，一个比他小35岁的“大陆新娘”走进了他的生活，于是刘家信在年近80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从1949年到现在，60个年头过去了，如今仅仅在“大我退舍”，“荣民”的数量就已从高峰时的数千人减少到了800多人，并且他们的年龄大多都已超过80岁。每当一位老“荣民”去世，“大我退舍”就多出来一个空房间。在无情的时间面前，“荣民”这道因特殊历史造就的“台湾图景”，渐渐走向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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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外省”人口
在台湾，“外省人”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含义的名词，它指日本投降后陆续来台的大陆各省人士。据史料统计，1945年-1953年共有约120余万外省人来台，其中撤台军队约60余万人。另外，还有党政要员、学术专家、一般公务人员、民意代表、学生及一般民众等，以军公教人员及其家眷居多。原籍方面则是大陆各省都有，其中又以福建(14万)、浙江(11万)、江苏(9万)、广东(9万)、山东(9万)等五省最多，人数约53万以上，占迁台人口的60%左右。这大部与居住地在沿海地区据地利之便有关，部分则是因为政府有计划的撤退，如青岛、上海即是其例。
基隆、高雄两港是绝大多数“外省人”踏上台湾的第一站。50年代，为解决中下层“外省人”的居住问题，国民政府开始在各地大量兴建“眷村”。早期眷村多位于市郊并利用日治时期遗留下的日人房舍。以数量而言，台北县市、桃园县、高雄县市、台中县市及各军事基地附近为眷村与外省人口集中分布地区。
最初，“外省人”在党政军统治地位的优势，代表着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的强势者，相当程度地挤压了部分台籍人士的发展。眷村的兴建，使得外省人自成为一个文化圈，无形中也是一种障碍，加之语言的隔阂，外省人无法与当地居民流畅的沟通，过客的心理态度使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认真融入当地社会。族群间的矛盾，成为后来台湾相当棘手的问题。
又，“外省人”中涵括了大量的大陆精英分子，带动了台湾的发展。台湾土改及后来的经济建设即是借重来台技术官僚的专业与努力，许多大陆企业或产业迁至台湾继续发展，对台湾的经济亦有一定的贡献。文化上，大量知名大家的赴台，不仅深化和丰富了台湾的文化内涵，而且数量众多的知识阶层，挟着政治统治的优势，对台湾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强力推行国语等，将台湾重新拉回了中华文化之内。大陆各省移民与本省人长期接触之后，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面貌，但外省人的文化优势依然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