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2 25日，毛泽东曾在张闻天的支持下，专门在陕北洛川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上述方针来统一党政军领导人的思想。从他的各种谈话和指示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国民党把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变为蒋之属下”，尤其是“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44页。他坚持一要独立自主，二要只作山地游击战，中心的目的就是要“保存和扩大红军”。虽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等都坚持应当立即使主力部队投入战争，并相信红军能打大仗，不同意放弃运动战的作战形式，不同意警觉性过高，认为红军的保存发展也要靠打胜仗、树声威，但是，毛泽东、张闻天等还是用强有力的理由促使与会者通过了相关的决议。
他们的理由是：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代表着“两种政策，两个前途”。要想使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去，就必须考虑到自身的情况，按照自己的步骤行进。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国民党催着红军上前线难免不会“含有恶意”和“阴谋”，“希望我们削弱、减少”。再加上蒋介石当时还没有承认改制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主力一旦离开陕甘，不仅“日本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而且蒋介石万一拒不承认中共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导权，届时势必进退失据。据此，会议达成的结论性意见是，基于革命的基本利益，为“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必须把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放在第一位。对日作战必须坚持游击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红军出动必须根据两党政治关系发展的情况，分批出发，出发后亦应首先着眼于发动群众和创造根据地。《毛泽东关于军事和外交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7页;《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页。
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毛泽东及洛川会议的方针虽然有不同意见，但随着蒋介石9月22日公开发表声明，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地位和基本上认可了中共主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现实，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猜疑明显减少了。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从苏联回国，带来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的方针，更进一步冲击了洛川会议的方针。在这一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政治路线，洛川会议的方针受到修正，但由于毛泽东主管军事，再加上日军推进迅速，中共军队很快变成敌后武装，亦只能背靠山地在敌后农村展开活动，因此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把主要的工作放在了发动群众和创立敌后根据地上面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