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3兵团于5月22日给60军发的电报，虽然17时就发出，但60军当天深夜才收到，耽搁了整整六七个小时;25日18时50分给180师发的电报，后者第二天10时24分才收到，更耗去15个半小时之久!兵团与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尚且如此，军与师之间的通讯能力可想而知。实际上，中共军队自建立后，通讯工具和通讯能力一直是个弱点，不过大家都习惯了在联络不畅的情况下指挥作战。因此，苏联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在给苏军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中写道，在志愿军中，上级机关“同部队失去联系，都泰然处之，没有一个人着急”(《科切尔金关于中国军队情况给苏军总参谋作战部长的报告》，1951年6月16日)。
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只有郑其贵吗?
若将眼光放远一些则不难发现，在中共军队几大系统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们最“听话”，极少出现“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情况，这也许也是“红四”遗脉的习惯或传统。或因如此，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机械执行”命令的，不只是郑其贵，还有他的直接上司韦杰。
韦杰是广西人，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将领之一，1955年授中将军衔。不过他只是177名中将的一员，所以需要插叙一下他的突出事迹。韦杰是一名老红军，1927年13岁时就参加了农民自卫军，两年后又参加了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1935年1月在长征中带着侦察连打下娄山关，立下大功。因为这段经历，他在1955年获得“二级八一勋章”(授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著有功勋者的证章，其中二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营团级干部)。抗战时期曾任“朱德警卫团团长”、115师688团团长、129师新编第1旅旅长，参加过香城固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当过18兵团61军军长，参加过上党战役、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1950年11月，韦杰调任60军军长，次年5月参加第五次战役，时年37岁。平心而论，他在指挥180师突围时，不是能力有问题，而是犯了和郑其贵一样的毛病，那就是“机械执行”命令。
表现之一：5月22日，当郑其贵根据师常委集体决议，向军部请示师主力北渡汉江时，韦杰根据兵团命令拒绝了。韦杰对兵团的指示不仅是“坚决执行”，有时甚至“坚决”得过了头。23日中午，兵团来电指示暂不撤收，要求掩护伤员撤退，并未明确掩护的具体期限，而韦杰则命令180师在北汉江以南坚决阻敌，争取5天时间。对此，《屡创奇迹的60军》一书作者陈忠龙评价道：“60军首长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到了机械执行命令的程度，使不利的态势发展到危险的境地。”
表现之二：23日下午，3兵团电台被炸毁，60军与兵团失去联系达3天之久，无法得到上级指示。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是好事，韦杰完全有理由临机处变。然而，尽管180师的处境在急剧恶化，韦杰仍认为“一定要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下])。直到24日下午，城蝗堂失守，这是180师在北汉江北岸设置的二线阵地，它的失守意味着该师后路已断。情势危急之下，韦杰才不得不命令180师结束在江南的掩护任务北撤，命令传至该师时，已接近25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