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中午，60军又向180师转发了3兵团电报：“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运走之后再行撤收，望各军以此精神布置并告我们。”(同上)在兵团命令基础上，军部加了一条，明确要求180师在江南阻敌5天。接令后，段龙章和王振邦再次建议主力北渡汉江，江南只留少数部队掩护，以免陷入被动。大概是上次请示碰了钉子，郑其贵这次直接拒绝了，没有再向上级请示。据时任180师政治部干事的张城垣回忆，郑其贵是这样答复的：“你们所说的问题，我也想到了，问题是这么多伤员还没有运完，上级要求暂不撤收，因此没有上级新的指示，我无权改变就地掩护的命令。”(张城垣《志愿军180师受挫始末》[上]，《文史月刊》2001年第8期)
表现之二：5月25日14时，60军命令180师两个团北移马坪里，一个团在驾德山(马坪里南)掩护伤员撤退。次日10时24分，军部突然改变命令，要求180师停止北撤，在驾德山和北培山(驾德山南)一带继续阻敌。接到军部第二道命令时，538、539团已向北走出10多公里，但郑其贵坚持执行上级指示，命令539团掩护和转移伤员，538团往回走，与540团共同阻敌。
对此，538团领导很有意见，建议不要变更命令，还请求到师部面陈意见;540团政委李懋召也主动表示两个兄弟团不必回来，自己断后。然而，郑其贵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他坚决要执行上级命令(张城垣《志愿军180师受挫始末》[上])。事后看来，180师在26日若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继续执行军部25日的第一道命令，全师脱险问题应该不大，负责运送伤员的539团在26日脱围而出就是明证。对此，亲历是役的180师政治部干事张城垣评价说：“师长机械地执行第二道命令，使我师丧失了摆脱重围的良机。”
然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郑其贵一个人身上也是不公平的。实际上，人们对很多事情往往都是根据“结果”作出“结论”。在不少人的回忆中，郑其贵是个“好人”，也是“机器人”，如上级的指挥和命令准确、及时，他只会得功不会有过。试想，如果郑其贵率部成功突围，他就不是“机械执行”而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了。郑其贵的悲剧一定程度上是“通讯工具”惹的祸。
美国著名历史学者、《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的作者贝文·亚历山大曾这样评价志愿军：“也许由于缺乏通讯设备，最严重的问题是部队过于死板。譬如团一级才有无线电、营一级才有电话，营以下部队只能靠通讯员、军号、哨子、信号弹和手电筒来联系。战术上的僵硬死板有时后果极为严重。营级以下的指挥员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一个营一旦投入战斗，往往要打到弹药完全用尽之时，即使这样做徒劳无益，甚至可能导致战术上的自杀后果。”
团级以下通讯工具落后，团级以上通讯能力又如何?志愿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到达各兵团，通过译电、发出、再翻译出来到各兵团首长处，需要3小时以上。兵团与各军之间的通讯更不顺畅，众所周知，3兵团与各军曾失去联系达3天之久(23日下午至25日下午)，就是在3兵团电台未被炸毁前后，其与各军之间的通讯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