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于都事件”中涉案人员贪污腐败手段具有多样性。
“于都事件”是集当时中央苏区党政机关人员贪污腐化手段之“大成”。择其要者有：一是造假帐冒领公款。以县军事部长刘仁祥为首，勾结科员李其采等3人，共同造假帐假收据向总供给部冒领动员费400多元。二是贪污公款做生意。除“县苏”主席熊仙璧以主席名义强拿公款做私生意，县委组织部长高兴赞拿保险金做生意，市区前财政部长贪污公款做生意。还有部员与乡主席等，共有8件这样贪污公款做生意的事情。三是吞没公款。县前劳动部长贪污保险金，少共县委书记滕琼总务处长等贪污公款及群众的飞机捐款百余元。城市区委书记，梓山区副主席、财政部长，罗垇区军事部长，潭头与苍前区财政部长，以至很多乡主席代表，共有23件之多，都是贪污公款由500元至几元的。四是贪污公物。县财政副部长、小溪裁判部长、潭头土地与教育部长，几个乡主席，贪污公谷与没收烟土钟表及各种东西。五是做投机生意。以区委书记刘洪清为代表，于都城党与苏维埃机关绝大部分工作人员，特别是负责人相互竞争的贩卖谷盐进出口，先用谷子出口换现洋，再贩盐进口，每担谷子经过这一周转后可赚二三四元不等。六是是假借合作社做私生意。互济会主任袁成文在会员中假办互助合作社名义招股，借着合作社招牌为自己出口谷子偷瞒国税。其他合作社组织也多半是由党与苏维埃、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所创办或主持的，其营业不是为了适应社员的要求，而是为了赚钱。特别是为了一些工作人员，借着合作社机关的招牌，大做投机生意，垄断市场，贩卖谷盐进出口，成为整个合作社的主要营业。
第三，“于都事件”的集体贪污腐败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由于县委书记、“县苏”主席带头贪污腐化，其他党政机关人员起而效仿，机关工作软弱痪散，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官僚主义，种种坏份子与恶劣现象，使于都的机关形成最肮脏的乱泥坑。例如：取消了党团的组织，工会互济会反帝拥苏都是无党团的组织。“县苏”只有名单，没有开过会，大小问题都来县委，特别是书记解决，书记也就每天跑各团体参加会议。“县苏”机关形成散漫杂乱的场所，无办公地方与时间，胡琴可以整天的在“县苏”拉，有时人的闹杂像圩场，工作人员自由行动无人管。于都虽然在中央苏区是有斗争历史的县区，但是因此各项工作却都很落后。如扩大红军突击运动，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推销公债运动，都表示惊人的落后与严重的现象。另外，反革命活动猖獗，反革命分子在洛工、小溪公开破坏公债，迫胁群众反水，在黎村、禾丰、新陂、寨团发生打工作团与政府工作人员的事情，还有些党和政府的负责人公开包庇地主富农。还有一个严重后果是，因为机关工作人员贩运谷子出白区发卖，造成于都粮食缺乏的现象，致使到年底时于都的米价涨到了一元大洋只能买6斤米，但于都’县苏”县政府却从来没有过问，严重影响到群众的生活，损害人民群众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