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由于当时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着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导致中央苏区内的物资极其匮乏，物价飞涨，一些商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在这种境况下，尽管中央苏区加强了反腐力度，可还是发生了震惊全党的“于都事件”，这也是我党查处的第一个县级政权集体腐败案，教训深刻。
“于都事件”的发现始于1933年底，当时江西于都县各项工作还比较落后，由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与土地部财部派出工作团，检查出不少问题，但送到县委、“县苏”后迟迟得不到解决。随后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与工农检察委员会又派专人到于都检查，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于都县委、“县苏”负责人有严重问题。鉴此，党务委员会与工农检察委员会又派项英同志亲率中央工作组，于1934年3月到于都调查，终于揭开了于都贪腐窝案的盖子。案件查处过程中，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曾以较大篇幅，多次进行了报道，在党内特别是中央苏区引起了很大震动。时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为此案专门写了《于都事件的教训》一文，在《斗争》第53期发表，向全党特别是全中央苏区的党政干部敲响警钟。
从《红色中华》的报道和项英同志所写《于都检举的情形与经过》看，我认为“于都事件”主要具有三大特点：
第一，“于都事件”中涉案人员具有很大的广泛性。
“于都事件”是当时于都县委县政府的一起集体贪污腐败案，牵涉到县委、县政府及许多部门机关的许多人员，是中央苏区贪污腐败的“重灾区”。县委书记刘洪清带头违背党的原则，带领一些党员做投机事业，最初合股开酒店卖酒，后因赚不到钱又贩卖谷盐进出口，以每人20元资本，不到4个月就赚了70多元。于都城机关负责人与工作人员起而效尤，争先恐后的贩卖谷盐，有的贪污公款，有的假借合作社名义招股，使于都城内的党与苏维埃机关形成了商人联合的集团。“县苏”主席熊仙璧拿公款做生意。自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后，他为了增加资本贩卖盐，便以主席的资格在财政部强拿公款50元，交给他的弟弟贩卖盐。以县委书记、“县苏”主席为带头，于都县党政机关内产生了一大批贪污腐败分子，如县军事部长刘仁祥、少共县委书记滕琼、县组织部长高兴赞、县互济会主任袁成文，还有于都城市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工农检察委员会主任和土地、劳动、内务、国民经济、财政、裁判等部长，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贪污腐败、违法利用职权经商等经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