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前后，国际形势云谲波诡，对抗战前途持怀疑的消极情绪弥漫国统区。为扭转人们的消极情绪，增强民众抗战必胜之信心，周恩来先后在《新华日报》发表《第二期抗战的重心》、《抗战两年》、《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等文章，从理论与现实角度判断形势，分析敌我力量消长，阐述战争发展规律，展示中共坚持团结、抗战到底之决心。他还应中华职业学校之邀，在巴蜀学校作《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演讲，在三个小时演讲中，以“高亢的声音”、“坦白诚挚的态度”系统阐明抗战面临的困难、有利的条件，以及必胜的道理，使到会的几千听众群情振奋，郁积于心的“阴霾一扫而光”。
与此同时，周恩来更以他在国共两党间担任重要职务的特殊身份，身体力行地开展不同阶层群众的工作。为争取中间力量，他在指导南方局制定“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方针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多种场合接触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工商界人士、地方实力派，与他们广泛交流，广交朋友，消除隔阂，增进友谊。其间，他多次登门拜访宋庆龄、李济深、冯玉祥等国民党元老和民主派人士，与他们共商国是、同叙友情，赞扬他们“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的勇气;他亲自做张治中、张冲等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且在长期交往中“由公谊而增友谊”，从未因两党关系一时恶化而疏远彼此，进而帮助他们成为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推动者;他常出入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与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密切接触，在品茶谈笑间纵论天下，遇事相互扶持、共同进退，建立起肝胆相照的关系，支持促成了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创建;他与古耕虞、康心远、范旭东、胡子昂等商界巨子保持多渠道联系，在经常交往中加深了解，向他们阐明中共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鼓励他们为抗战而生产，帮助他们化解劳资矛盾，支持他们为保护自身利益而斗争;他亲自或通过各种渠道做刘文辉、邓锡侯、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支持他们在坚持抗战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中不断进步，最终走向人民阵线。“与周郎交，若饮醇醪”，这是人们与周恩来交往后发自内心的赞叹。
当年，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对中间力量的团结争取工作，实现了党的群众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完美结合，堪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典范。在此过程中，周恩来以“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海纳百川、团结多数”的广阔胸怀，“礼披于外、力蕴于内”的人格魅力，通过“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细致的工作影响人、引导人，成为各阶层群众的知音、良友，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于党的周围，进而在抗战后期使中国政治力量天平发生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
“相信群众力量”，“汲取群众经验”，“不做群众的尾巴”
1941年前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为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十六字方针，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要求。“三勤”、“三化”表面上只是当年一种巩固党组织的具体举措，但客观上却是党的建设与党的群众路线有机结合的成功实践，反映出南方局对群众工作的创新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