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之后，指挥作战的粟裕曾经说过：“在这里我更特别提一下上海党组织的作用，上海地下党组织有悠久的斗争历史和坚强的群众基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解放区输送了大批干部，帮助采购、转运了大量物资、药品，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在上海的解放中，他们更做了大量艰苦扎实的工作，是我军解放上海的坚强内应。战斗发起前，他们对上海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分布作了周密的调查，绘制成图，送给了我军。攻城战斗发起后，他们组织了工人护厂，学生护校，保护公共财物，维护社会治安，积极支援上海的解放斗争，使上海在攻城战斗中，没有停过电，没有停过自来水，电话局照常工作，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迹。”
粟裕所说的内应，其中还包括联系策反。在张权起义失败、解放军不能完全地和平解放上海之后，上海的地下党并没有放弃对策反的努力，他们仍然积极联系，并最终促成了刘昌义将军的起义成功。
国民党第一“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刘昌义曾是民革上海临工委的重点策反对象。
早在1948年11月，刘昌义因为对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感到绝望，就参加了上海地下民革，并与民革方面的负责人王葆真等约定“相机起义，迎接解放”。但不幸的是，民革“京沪暴动计划”提前暴露，幸而王葆真在被捕前把所有起义的资料转移走了，加之王葆真在狱中坚贞不屈，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透露半点消息，刘昌义才得以在国民党大肆逮捕追缉所谓“京沪暴动案”的余党时，仍能在国民党内隐蔽起来。
第一次起义虽未成功，但正义的种子已经在刘昌义的身上发芽，所以自身安全以后，刘昌义并非心有余悸，而是仍在不断地寻找机会阵前起义，并常常为自己不能“相机起义”，而陷入深深的苦闷中。1949年3月，汤恩伯把自己作总司令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到上海，4月，他下令成立以石觉为司令的“淞沪防卫司令部”，又把原有的第一、第七“绥靖”区合并，这样作为第一“绥靖”区的中将副司令的刘昌义也随着司令部迁到上海。不过，刘昌义只是一个光杆副司令，手里并没有兵权，他只好借口养病，住进上海新亚饭店。
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了，40万解放军虽在一时一地受到阻挡，但整体攻势锐不可当，赋闲在新亚饭店的刘昌义除了偶尔参加一些作战会议外，手无兵权，无法实现阵前倒戈，随着战事的发展，他越来越苦恼。虽然他不是很容易能见到汤恩伯，但是他也要找汤恩伯碰碰运气。
在汤恩伯的公馆里，当刘昌义问到作战情况时，汤恩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说：
“打得不好，都是些窝囊废。”汤恩伯的脸上一片阴云，正中刘昌义的下怀，他知道自己这一次来可能会达到目的，于是就继续在汤恩伯面前拱火，说：“不会吧，这些可都是国军的精华呀!”
“是真的。彦峰兄，我们真人面前是不说假话的，”汤恩伯果然一步一步走进刘昌义的目标，“党国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只要我们稳住了上海的阵脚，将来定是能光复全国的，你很能打仗，可要帮助维开(石觉)好好打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