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回省会城隍升级为都城隍那事儿。当年有的地方再塑神像，原来的府城隍像或是在原庙被移到一旁，或是另庙供奉;有的地方则保留原像换个名号，广东便是如此。《广东通志》说：“国朝雍正年间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奏请改为广东都城隍，巡抚司道皆谐展谒”，可见广东都城隍仍用原像，只经由地方长官拜祭便搞定了履任程序，这样子倒很符合粤人讲实际的性格。
既然如此，为何佛山无端又冒出一尊广州府城隍像来呢?
佛山镇城隍
不错，按明朝的规矩，地方只设府、州、县三级城隍。虽然雍正实行改革，地方增设了都城隍，镇一级不设城隍的原则没变，但也有例外。
日本汉学家滨岛敦俊早注意到清代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一些强镇突破制度供奉镇城隍的现象。他认为，这些镇供奉其所在州或府的城隍为本镇城隍，镇城隍庙称“别庙”———即上级城隍在本庙之外另置的庙。清代佛山，“人稠地广，烟火十万余家”，与北京、苏州、汉口并称为“天下四大聚”，少不了要请一位城隍爷坐镇在那儿。
笔者认为，佛山当年到广州请城隍只是一道仪式，佛山迎回去的，应是广州府城隍的全副仪仗。这副作为权力标志的行头，在佛山被安置在原址位于丰宁铺的城隍庙里。但该庙碍于镇一级行政区域不能设城隍的规矩，另有一个别致的名字叫“城隍行台”。读者明察，帝王出巡驻跸的处所叫“行宫”，大吏出巡驻节的处所叫“行辕”或“行台”。所谓“广州府城隍行台”，用今天的话说，便是广州府城隍驻禅公署。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举措，正好应了一句老话：“快刀切豆腐———两面光”，广佛两地皆大欢喜。
如果广州城隍爷曾有这么一个曲折的经历，广州只好“叠埋心水”(一心一意)，重塑一尊城隍像了。不过这还不够，接下来该办的事多着呢，比如，《南海县志》说南海县城隍庙在十八甫南，有关部门能否考勘原址并在那里竖一块记事碑，为羊城留个记忆?又如，广东都城隍扬椒山是明朝自诩为“第一功名不爱钱”的名臣，“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便是他的绝笔，他弹劾严嵩被害后，成了北京都城隍，那么，他兼任广东都城隍的掌故又是怎样的?这些，都有待我们整理。
总而言之，光修建一座美轮美奂的城隍庙，无疑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