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底，蒋夫人写信告诉埃玛她刚从前线回来。她说：
我每一站都尽量在时间允许之下探望更多的医院，也设法安排两千名战争孤儿安置到四所天主教会。这些小孩将受到好好照顾，修女们投注给他们最大的爱……我们也尽可能安置更多难童到其他教会机构……你答应要送来的钱，将用在收容难童上面。你会同意吧?稍后我会把这些孤儿的照片寄给你，他们会晓得你和一些朋友对他们的关爱。
此时，蒋夫人送一些中国杯盘器皿和绿茶给她的韦尔斯利同届同学，以及选她为荣誉成员的一九三八年班校友。她拜托埃玛替她分送这些礼物：“你已经为我做了这么多，也要再麻烦你帮忙。”埃玛回信时显然是在指涉美龄以前的呆板，她说：“我有时候说我很了解宋美龄，却一点儿也不认识蒋夫人;但是，读了第二封信之后，我猜想她们或许毕竟是同一个人。是的，我当然会处理那些礼物……你已经有那么多事要烦了，其实不必为我们这么费心。”替美龄分送礼物时，埃玛说她自己也“相当沾光……受韦尔斯利学院校长麦卡菲之邀吃晚饭。”麦卡菲被人批评在当前的冲突中太偏袒中国、轻忽日本。据说，她反驳说：“如果我们没有像(蒋夫人)同样出名的日本校友，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呀!”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蒋夫人有三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当年冬天在汉口嘱咐董显光搜集她的演讲稿、报上文章、广播稿和信函，交给法默编辑成册。法默奉命在六个月内完成此一任务。他说：“这是我新闻记者生涯中最怪异、最困难的一份任务。”因为中国的排版工人完全不识英文，而且即使只有四十页的篇幅，也全得靠手工捡字排版。过程中，原本对蒋夫人全然钦佩的法默，也完全改变看法。他说：“好几次，一万册的四十页文本已经完成，夫人———她的意旨不得有违———又要更改修订……夫人……对她的第一本书非常重视。每次见到我，她就变成吹毛求疵的夫人。某某页怎么出现错字了?她的诗句怎么被误植了?”
虽然她不让这本书在美国或英国贩卖，她却送了三百册签名本到韦尔斯利，因为它们是“有趣的一本书，其中有些瑕疵乃是我们在汉口受限于战时条件困难所致”。她拜托埃玛替她代为发送，附了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作为邮资和包装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