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面对日本人随时可能攻战北平的危险，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有识之士，电告南京中央政府，提出了尽快把文物南迁以避刀兵之灾的意见。国民政府紧急召开了会议。对故宫的文物何去何从展开大讨论。
尽管主张派意见非常理智而且有充足的理由，反对派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最近出版的《故宫国宝受难记》还原了这场争论。
当时对故宫文物南迁并非万人一心，而且意见分歧很大，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大转移，另一派则反对。
主张派认为，国土散失可以有日收复，如果文物被毁于战争，那将是千古罪事，不可再生，这些都是中国古文明的结晶，如果这般行事，将无颜面对后代的子子孙孙。不久前的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就是个惨痛的前车之鉴。古文物如果遭到焚毁或者被劫掠，都是不可挽回的巨大悲剧。
社会上反对派的声音
反对派的意见是，北平正人心惶惶，运走这么一大批文物无疑是向老百姓宣告，国民政府即将弃北平以至整个华北，对稳定民心、共同御敌很不利。国土都不保了难道还要急于去力保这些文物吗?人民、领土、文物哪个重要哪个次要?
北平各阶层及至普通市民，大多反对“南迁”，他们怕失去政府，从而失去家园，于是这些人召开集会，上街游行。这股子“誓死”之心是好事，但国家危难又岂是喊几句口号就能挽救得了的，日本人的枪口可不惧口舌。
著名学者鲁迅先生为反对文物南迁还写了一首诗来讽刺:
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北平街上游行队伍打出横幅“坚决反对政府放弃北平古都!”“文物南迁就是逃跑”。街道上报童声音四处回荡:“古物仓皇辞故国，胡博士反对南迁。”
胡博士是谁?
他就是著名学者胡适。也对南迁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忧虑古物一散难复聚，而寄希望于通过国际监督和干预来保障古物安全。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不赞成迁移之举理由有三:第一，因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下，未必有人敢于破坏文化古物;第二，因故宫古物数量极巨，迁移并非易事，万一发生意外则责任谁负;第三，因余深知，在南京上海均无适当地方存储，非万不得已时，绝不应轻易迁移……
胡适的言论比鲁迅先生要温和诚恳些，有理说理，有事说事，不那么激进。这可能与他的性情以及他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有关。
故宫博物院的马衡是极力赞成南迁的骨干之一，但是马衡之子马彦祥和父亲的观点也截然不同，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要抵抗吗?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言辞相当激烈。
那段时间里北平人公开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有的干脆恫吓和威胁，说一旦文物起运，就要在车站、铁路上安装炸弹，让人员、车辆和文物统统完蛋!这一武力威胁的说法像流行感冒一样传遍北平的街巷，人们感觉到这种言论之下的惶然和无奈。在这种大局之下，支持文物南迁的工作人员中，难免会接到恐吓、威胁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