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休养之后，美龄前往广州探望二姐庆龄和庆龄的丈夫孙中山。孙中山制服地方军阀，废除军政府，此时正在组建革命政府，与北京对抗;庆龄显然央求妹妹南下帮忙一两个月。美龄告诉埃玛，广州“不像上海那么洋化”。隔了一个月，她被哥哥从南方“捉回家”。她向埃玛讲起悄悄话，提到“我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B先生”，要介绍他来见她。她说：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非常喜欢他，他也非常喜欢我。我在香港登船前才在某个朋友家认识他，虽然我们只同船三天，却成为很好的朋友。到达上海那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尽管我离家已经三个星期，因为船下午就要开了，我陪他过了一整天。我们一起过得很愉快，我也很高兴竟然可以如此放纵。用不着说，家人气炸了……他们气，因为他是洋人……他星期六下午离开后，我已收到两封电报诉说他想念我。家人试图拦截电报，但没有成功……你也晓得我家是出了名保守的，重视家族声誉，要保持家族血统“纯正”，他们宁见我死，也不能让我嫁给外国人。通常我也是如此想。但是，现在，我正在认真考虑接受另一位男士。我喜欢他;他是最聪明的年轻人之一，家世良好。但我还是犹豫不决。你也晓得，很多时候，人已经理性上信服了、感情上却仍未能信服某种行动是对的……但是，拜托，请别对任何人说，因为我必须自己思考清楚。同时，当B先生来访时，请对他特别好，但千万别说漏我告诉你的事。
一九三七年一月，埃玛·密尔斯收到蒋氏夫妇寄来一张正式圣诞卡———典型的国家元首问候卡，内附一张蒋氏居家照片。埃玛幽怨回忆说：“我最后一次接到美龄的信，已是将近十年前的事。这段期间，我寄去的几封信都没收到回信。”即使如此，埃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仍召集一群韦尔斯利校友一起听听中国近况。她邀请十多位同学午餐，大家合起来写回信给美龄。次月，埃玛收到美龄复信，请她转给大家传阅，一方面感谢大家写信给她，一方面也叙述中国的立场：
我们国家存亡绝续已到紧要关头……全世界慢慢理解到中国不仅为自己作战，也为大家作战……为我们祷告———是的，但是同时也请诸位尽力推行抵制运动。我不必告诉各位过去三个月我国所遭遇的恐怖暴行……我走过当地之后，鞋子浸满鲜血……请协助我们制止这场战争。
这封信尚未寄达，美龄收到埃玛另一封信。埃玛答应会随时让蒋夫人了解美国对中国的民意动向。埃玛临笔之际，显然天人交战，难以下笔———她在日记中承认，花了一整个晚上写信，字斟句酌，显然对老朋友仍有几分生疏。埃玛写给美龄说：“你应该仍记得我，可以确定我对你的忠诚与深刻同情。你或许不清楚的是，多年来我对中国的兴趣不减、甚至更增……美国百分之百同情中国。”但是她不能不又补上一句：“美国人绝对尚未准备好接受大规模的抵制运动。姑且不论其对错是非，大部分人似乎觉得这将是无可避免走上战争的第一步。”埃玛告诉美龄，她已经在韦尔斯利同学中发起运动，募款赈济中国难民。埃玛的结语是：“如果还有任何事我可以为你效劳，或是你觉得我可以为中国贡献，你一定已知道可以借重我。”
美龄同意她可以全力推动之后，埃玛提升美国人关注中国局势、捐款赈济中国难民的工作，变成一份全职的工作。这时候的埃玛除了有待提出论文以取得中国研究硕士之外，已经没有太多旁骛。她并没结婚。她说，因为和八十九岁高龄的祖母相依为命，她的社交生活“十分有限”，“在她家也无事可做”。至于美龄呢，她的信函和要求无非是重申昔日交情，以及身为一国元首之妻向她可以信赖的友人求助的官样文字。美龄现在用的敬语称谓是“亲爱的埃玛”，不再是“亲爱的”或“最亲爱的达达”;她的落款署名有时是“爱你的，蒋宋美龄”或非常官方的“你真诚的蒋介石夫人”。美龄一九三八年写给埃玛的头一封信，谈到日本人屠杀中国难民，抱怨“民主国家畏惧日本”，以致停止运送到中国的补给：“美国在圣地亚哥把飞机卸下船，这是我们在战事爆发前就买、也已经付了钱的飞机……美国实质上在帮助日本击败中国。”几个月后，她改变说法，声称中国人了解美国国内形势，“它使得(美国)政府不好和日本作对。我们晓得他们怕日本，他们也害怕战争。”但是她说，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盟国不尝试惩罚日本的“不人道行为，它的无耻已使得黑暗时期的蛮族部落都望尘莫及。他们所知道的不人道行为，统统比不上日本人今天的屠杀、抢劫和凌虐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