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之年”的吃喝尺度
2014年3月，国家统计局财务司司长张仲梁曾在一次讲座上笑称，自己开会、处理各种文字的时间大幅缩短，“是八项规定把公务员们从文山会海中，从酒桌上解放了出来。”
前文提到，根据张仲梁的调查，2012年各级干部有很长的时间花在吃饭上，而到了八项规定出台的2013年，数字出现了急剧下降：中央政府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饭局只有0.2次、省政府司局级0.5次、市长10.2次、县长12.2次。
官场上因此流行起这么一种说法：“没想到八项规定的力度这么大，范围这么广，影响这么深，效果这么好。”
廉政瞭望曾以西部某县为样本调查官场“吃喝尺度”的变化。该县工业较发达，人口50多万，2012年GDP约为150亿元。
该县财政局副局长表示，八项规定出台已有一年多，三公经费大大减少，2013年省下了1400多万元。在这1400万元中，“饭桌”上用的钱大幅减少。全县2013年前10个月，共接待中央、省市客人70余批，2100余人次，接待费用同比减少30%。一名公务员的公务接待费用预算，本来是一年一万元，在2013年压缩至9000元。
该县县委书记带着方便面下乡人尽皆知，还一度登上过省级媒体。据一名纪委干部回忆，有一次来了上级领导，要留人进餐馆吃饭被婉拒，“你们县米粉有特色，最出名，要不然我们就一人来一碗米粉如何?”
官场的吃喝接待少了，官员们也自由闲适了不少。国土局一名工作人员说，“以前自己搞接待，一个星期要参加四五次饭局，现在一个月都吃不到两次，‘三高’也降下来了。”县里的普通民众看到了往日见不到的景象：周一至周五的傍晚，各部门官员甚至有县领导，在河边陪着老婆孩子散步闲逛。
张仲梁的调查也显示，2013年，官员工作节奏明显改变：逐渐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招待和饭局减半，在家时间平均增加了30分钟。
公款吃喝少了，餐饮业的收入也随之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前两个月，高档餐饮酒店等“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增长仅为8.4%，同比下降3.3%;商务部的抽样调查也显示，北京、上海、宁波高档餐饮企业的营业额，分别大体下降了35%、20%、25%。
数字是否能反映官场饭局得到了有效遏制呢?答案或许不能让人乐观。据廉政瞭望报道，中部地区一名县委秘书长王安东表示，“虽然各地纷纷出台针对大吃大喝的禁令，但有时候又不得不吃，我们只能转战第二、第三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