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类似太平寺案件的再度发生，张作霖于1916年10月28日致电北京国务院：“请钧院陈明大总统，饬令外交部与日使订明，凡日人在奉商租地亩，或以地亩抵押借款者，必须呈由当地县知事或交涉员验明，有民国执照方能发生效力，其他租照、地册及一切不正当之契约均归无效，不得作为证据。”后来，张觉得上述措施欠妥，又于11月2日再次致电北洋政府外交部：“请将前电验明民国执照一语删除，暂定为'日人商租须在该产坐落地方报明县知事，查无纠葛，始准立契'。”两电主张的核心，即禁止中国土地所有者，包括那些不合法地契的持有者与日本人私相往来。北洋政府认为张所陈建议“亦正本清源之法”。
张作霖不仅主张通过地方官府来控制土地商租活动，而且还试图在课税方面采取措施，以防止土地流失到日本人手中。张建议北洋政府内务部在原定的《商租地亩须知》中增加如下内容：“租出地亩，其所有权仍在地主。但应纳现在及将来关于土地之一切课税，应由承租人代地主缴纳。承租人既代地主担任缴纳课税义务，得于租地之始，向地主要求减轻租价报酬之。”此项建议，从字面上看对日方承租人不失公允，其实张别有用意。他提及此项建议理由时说：“承租人既须代地主担任现在及将来一切课税，势不得不于租地之始，要求地主减轻租价。地主因租价减轻，将地亩租与外族，绝无优胜之权利可图，从前侥幸投机，饱则远扬之计划，均无所施。此策实行，则地亩之愿租与外人者必少，地亩少租与外人一寸，国家地方之权利则保全一分，两国之交亦少一分纠葛，一转移间，保全甚巨。”北洋政府认为张的建议“自属可行”，采纳了上述课税征收办法。
采取上述措施后，张似乎觉得还有漏洞。1917年12月，他又给各县知事下达了一份密令：“自民国七年一月一日起，人民商贾等不得将土地私租与外人，不得以地契等证据为抵押，向外人私自借款。否则，上述行为一经发现，得以盗卖国土罪及私借外债罪论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探知此事后，以该密令是对日本享有的土地商租权的严重侵害为由，向奉省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张向日方解释：“土地商租权系条约上的规定，岂有不允之理。目前有一些不逞之徒以他人的土地或地契等证据，私自租与外人或借外债，使外国人蒙受欺骗和损失，以酿成交涉事件。本省长有恐于上述事件发生，才发此通令。”
这种对商租权表面上承认，实际上否认，口头上履约，实际上抵制，整体不违，具体不行的两面外交手段，在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地方利权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二十一条”签订至皇姑屯事件，张作霖对日本的土地商租权一直坚持这种策略，使土地商租问题成了日本一直试图解决，但又始终未能解决的“悬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