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罗巴人已经走向世界，几个文明古国如印度、埃及、中东阿拉伯诸国，已经沦为殖民地，从而表现出西欧资本主义与东方封建主义的质的差别的时候，清朝前期当权者们却仅有选择地留下传教士带来的自鸣钟、望远镜、地舆图等器物，以及红夷大炮(清人忌“夷”字，改称“红衣大炮”)制作方法，而无意学习乃至有意漠视西方所以强大起来的方法，更拒绝承认其物质文明深处的精神文明。中国人当时能够大颂“盛世”之歌，是因为离当时真正进入盛世的西欧较远，没有沦入另外几个文明古国亡国的命运。因而它是一个闭门自封的“盛世”，身旁没有或视如不见比较参照系的“盛世”。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没有顺应当时的世界历史走向，几个号称英明圣主的皇帝，看不到历史已经提供的机遇，没有使中国这样一个当时生产力正臻于世界前列的国家，顺理成章地走进先进国家行列。这一页历史，既生动地验证了落后的上层建筑可以多么顽固地阻止历史的脚步，也完全验证了这样的国家只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规律性命运。
“盛世”就这样为衰世准备了条件
“康雍乾盛世”就这样为其后世的衰亡直接准备了条件。甚至可以说，有几千年骄人历史的中国盛极而衰，其实也正是通过最后一个虚假“盛世”表现出来的。
尽管马克思把鸦片战争直斥为西方强国加于中国的“海盗式”战争，但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马克思对“天朝帝国”“基于道义”的战争竟然失败，还是给予了冷峻的批判：“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716页)
为什么是“对联式悲歌”?因为“陈腐世界”扬起的是“道义”之旗，是免于亡国灭种自赎自救之旗，晚清无数慷慨悲歌之士，从林则徐、关天培，到邓世昌、刘铭传……高举这样的旗帜，向“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的“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奋争，却终不免失败。因为这是个不对称的“对联”，讲孔孟之道的古国的陈腐“道义”，被现代文明国家的“不文明”打垮。而这归根到底是自作自受，赖不得别人。这就是“悲歌”的悲情所在。
历史毕竟就这样走过来了，不允许推倒重来，也不允许假设。但历史允许回味，而且需要人们回味。如果不咀嚼回味并领受历史的馈赠，历史就失去了价值。所以恩格斯说：“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马克思说：“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