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处的世界已蓦然扩大并面貌一新了。特别是，欧洲已处于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法治社会迅速转变阶段，作为人口小国商业大国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先后成为海上强国，把触角伸到中国周边。但清朝廷却继承明朝国策，紧闭国门。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海禁小有松弛，康熙仍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三卷468页)看来他是很以这种鸵鸟式避免危机的“远见”自负的。
另一个上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故事是，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已战胜荷兰取得世界霸权地位的英国，派驻俄公使马嘎尔尼为特使，到承德面见乾隆，要求通商。清廷把他代表英国国王所赠礼物称作“贡物”，并要他对中国皇帝行跪拜礼。英王特使拒绝，竟致通商告吹。马嘎尔尼在这次出使《纪事》中以揶揄口气写道：中国自从“满洲鞑靼占领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满洲人打仗爱用弓箭，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已放弃弓箭而只用来复枪打仗时，他们愕然不解，认为在奔驰的马上射箭，比站在地上放枪豪迈。”
欧洲在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发明了蒸汽机，逐渐广泛应用于生产和运输，大大提高了利润。而利润的刺激和商业竞争又不断引发新的技术革命，从而开始了西欧工业化进程。几乎同时，欧洲也开始了与经济同步的人文领域革命。作为社会主体和生产力第一要素的“人”，得到了空前尊重和解放。在民主浪潮下，西方一个个国王权杖落地。而正在“康雍乾盛世”期中的清朝，为了保持“以少制多”的特殊社会结构，却更加强化集权。
其两手策略是一方面加强民族镇压，一方面加强民族拢络。镇压手段可举出：一、令汉人满族化，强迫剃发留辫，改穿满人服装，抗拒者杀无赦，甚至不惜屠城;二、实行民族等级制，满人优先，在京畿周围百万平方公里内强行圈地，分给满人贵族作为份地，把被夺去土地的汉人充当“包衣”(奴隶)，在北京城进行民族隔离，内城汉民一律迁往外城(南城)，内城只给满人居住;三、严禁文人结社，大肆查禁图书，大兴文字狱，仅庄廷珑、戴名世、吕留良三案受株连被杀者就超过万人。怀柔拢络手段可举出：一、对与满人合作的汉人给以优厚待遇，功高者封王晋爵;二、颁行“博学鸿词科”，对全国有学识有名望的汉人，经荐举，不管曾应试与否，强行“请”到京师考试，赐给翰林学士名衔;三、依明朝旧制，严格八股文科考制度，使天下读书人只学习两种东西，即朱熹所注的经书和八股文范文，只要八股文做得好，就可当官。明清八股文考试制度，是一种鼓励士人大讲合格式的官方套话的制度，众口一词只说套活，久而久之就丧失了个性和思想能力，不仅没人再有异心，也没人去研究经世致用的东西了。曾以“四大发明”贡献于人类的中国人，后来殊少科技发明创造，与这种科考制度不无关系。而曾被西方欣赏的中国公务人才选拔方法的科举制度，最终成了束缚人民思想、圈定人才发展方向的有效统治手段之一。
特别是，对转而为清朝效力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等，先用后弃，一度投入监狱，并以“查禁异端”为名严禁天主教，耶稣会士从此绝迹中国;明末已翻译和待译的各种西方科技书籍也大多随传教书册(二者加起来共四五千种)散落流失。17世纪初开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断约二百年。
辩证规律说明：否定力量往往来自自身。满族皇帝强化自身权力的治术，却戕害了统治者的后代并戕害了整个国家。鸦片战争后，爱新觉罗王朝虽然没有马上覆灭，而是又苟延残喘了70年。但越到后来，越形成一种外仰洋人鼻息，内赖汉族官吏支撑的死棋已定局面。爱新觉罗家族以及满族特权阶层越来越成为可怜巴巴的傀儡和大势已去仅存形骸的多余群体。一个曾以金戈铁马横扫中国而忽已发现膏肓重症的王朝，就这样构造了一个为衰世直接准备了充分条件的虚假“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