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资料(指上文所指《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最新著作中的翔实历史数字)佐证下，应该认为，当时中国已有可能向“商业的世纪”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潜在动力。否则，所谓中世纪曾领先世界的中国gdp，靠农业而不是靠相当可观的商业是创造不出来的。
总之，清朝所承接的正是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出露、与之相应的启蒙思潮有所活跃这样一个关键性过渡时期。这个王朝的运数———历史机遇实在是太好了。
然而，无情的史实却是，满族骑兵所至之处，随着朱明王朝残余的扫尽无遗，上述条件也只成了划过黑暗天空的一个闪电，一种新的铁血秩序又建立起来了。
终未逃脱历史怪圈，其亡也忽焉
在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爱新觉罗家族是否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盛世，要拿到当时世界大历史背景下，去比较观察。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中国历史学界公认的三个盛世，前两个，即汉朝文、景、武之世，唐朝贞观、开元之世，也都是我国历史上文治武功显赫、疆域广大的盛世。但如果只以这些论盛世，那末以血与火征服欧亚两洲广大地域的蒙元帝国是不是更应该称盛世?所以还必须提出更多的比较、观察条件。
汉、唐与康雍乾之世之间，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汉、唐盛期，都是我国比较开放的时期之一。这决定了它们可以吸纳当时世界文明之精华，成为当时世界的强国，因而是评价盛世的一个必要标准。汉初之世，不仅天下大治，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开辟了丝绸之路，掀开了中西商品和文化交流的首页。当时西域一词涵盖很广，最远可包括大秦(罗马帝国)、大食(阿拉伯帝国)。张骞在公元前2世纪到了中亚，他的副使到过南亚和西亚。而比张骞晚约两个世纪的班超，则派副使到了欧洲最强大的罗马帝国。中国轻柔华丽的丝绸曾风靡了欧洲上层社会，而成为中国古代一大骄人商品。
到了唐朝，不仅扩大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交往，在长安建立颇具规模的四裔馆(外国人宾馆)，很多西域商人甚至长期留居长安、洛阳等地，与汉人通婚，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从隋唐开始发展起来，从而使远销的商品量大增。在文化交流上，佛教是汉朝时传入中国的，而唐朝时容纳的宗教信仰更多，儒、道、释之外，景教(基督教派系之一)、摩尼教、伊斯兰教都是这时传入中国的。在服饰、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唐朝人也接受了不少外来影响。因此完全可以说，开放是汉、唐盛世的重要特点。
唐以后，中国的开放又断续延伸了四个半世纪，在明朝开国后因禁海而中断。但明末利玛窦、汤若望等大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带来了西欧先进科技和学术，与崇祯朝重臣徐光启、李光藻等成为知交，被聘为钦天监。徐光启、李光藻甚至加入了天主教，引起一些保守派大臣激烈抨击，崇祯对此却不予过问。在一群中国文人参加下，西方天文、地舆、数学、历法、兵器学等被大量翻译引进，一时形成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小高潮。在明清政权易手后，西方商人寻求跟东方财富之国接触的努力，也以新的狂热开始。中国再次面临东西全面交流的客观形势。西方这种狂热来源于“新大陆”的发现和技术革命，使世界大棋局发生了质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