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陪审员参与度低的另一面是有些陪审员几乎成了“亚法官”。秦前红表示，据他所了解的法院里，陪审员就是几张老面孔，“不管什么案子，就那么几个陪审员，坐在庭上打瞌睡”。这样的陪审员在实质的审判过程中也不发问，在最后的合议裁决过程中不发挥作用。
在何兵看来，名额太少和遴选机制是目前人民陪审员制度现状的最大成因。
他认为陪审员队伍人员太少，使得陪审员“总是那么几个人”。
以浙江宁波为例，截至2013年4月，该市有人民陪审员598名。根据宁波统计局数据，截至2013年年底，全市拥有户籍人口580.1万人，相当于每9700人才有1名人民陪审员。
扩大人民陪审员队伍，几乎可称为学界共识。何兵认为，人民陪审员的数目应该多于法官的人数，“如果说我们现在有20万法官，就要有100万左右的陪审员，宏观上要有这个规模，因为人民陪审员是兼职的。而在每个案件的合议庭，陪审员的数目一定要比法官高。”
增加人民陪审员的数量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努力方向。
2013年9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北京等10个省市19个法院开展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试点。
今年2月21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举行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试点选任《任命书》颁发仪式，为新选任的30名人民陪审员颁发《任命书》，其中包括首次选任的少数民族和进城务工人员代表。
倍增计划的目标是在两到三年内，将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员数量增至20万名左右。相比较201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徐家新透露的中国法官人数已达到19.6万人。也就是说两到三年后，全国人民陪审员的人数将接近法官人数。
除了扩大人民陪审员队伍，学者建议遴选机制也需要作出改变。
有学者就指出人民陪审员过多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公职人员担任，过多聘任异地人员，忽略了扩大民主和引入社区经验的需求。
周强在前述报告中同样指出，要广泛吸收社会不同行业、性别、年龄、民族的人员参加陪审工作，努力提高基层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退伍军人、社区居民等群体的比例，确保基层群众所占比例不低于新增人民陪审员的三分之二。
选任方式上，有一种建议是改革现有的单位、基层组织推荐、法院邀请和自荐报名相结合的方式，逐渐过渡到以自荐报名为基本方式的选任。
何兵则认为，盘活陪审制，关键在人民陪审员的“随机挑，当庭判”。各级法院应设置专门场所，每天有数十名人民陪审员轮候值班。制度上要求每名人民陪审员每年到法院工作十日左右，国家予以经济补偿。案件审理前，法官与当事人到人民陪审员值班大厅，随机挑选，防止法官选择“听话”的人民陪审员。法庭组成以后，要实行“审理不间断原则”，即一旦开庭，就必须判决。
秦前红认为，制度比较粗糙、笼统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目前裹足不前的一大原因。
他认为人民陪审员从事司法审判的时候职权不明。对比英、美的陪审团制度，对其与法官的职能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即陪审团管事实的判断，法官管法律的适用。而我国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律知识的缺乏，又常常使人民陪审员依附于法官的意见。
此外，他还表示，《决定》并未规定每一基层人民法院应储备多少人民陪审员，以及人大常委会应如何选拔筛选。
“司法要体现专业化,法官从事专业化的审判,但是太过专业化就难以体现民主和社会的开放性,以及社会民众对司法的期许。人民陪审员是个衔接的因素,改革的总体目标就是要把制度落实。”秦前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