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国家经济大崛起的背景下，从上世纪末以来，全球初级资源，尤其是能源类商品就一直处于总体上的卖方市场，而绝大多数工业制成品却随时都供应充分，使得俄罗斯的新经济结构反倒能比较有效地抵抗西方制裁的压力。这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状况完全不同，当年美国只与沙特达成了秘密协议，就能联手把全球油价多年压低至近于崩盘，从而对急于依靠出售油气换取外汇的前苏联完成了釜底抽薪。而现在，反倒是俄国政府和企业有时会放风威胁，“要把石油和天然气都转卖给中国人”。
人民“调解员”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就曾应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的聘请，担任人民陪审员。一次庭审中，当审判长宣布有两名来自北京的法律专家参与审判时，他注意到原告律师明显来了精神，辩论的劲头一下子提高了。被告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何兵觉得，这说明人民陪审员制度确实有助于提升人民对法院的信任。如果法庭能当庭审，并当庭独立作出判决，庭审的效用就会更加实在化。当事人及律师都会相应地将主要精力用在法庭诉讼上，而不是法庭外的关系运作上。
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赵耀彤也觉得，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对提升法院的公信力极有裨益。除此之外，他还认为陪审员的参与能降低法官的责任，“说句实话，现在很多案子都判得非常清楚，但就是不被接受，认为法官有问题，但假如陪审员来决定案件事实，法官责任相对小很多。”
人民陪审员的作用还体现在调解率上。
周强在2013年10月的报告里就提到了人民陪审员帮助调解息诉的作用。“各地法院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社会阅历丰富、了解乡规民约、熟知社情民意的独特作用，积极促使当事人诉讼和解、服判息诉及自愿履行”。
“基本是民事案件，就是跟着帮忙去调解。”张义回忆起自己仅有的数次陪审经历总结说。
参与调解似乎也成了人民陪审员的一项工作职责。尽管《决定》并未要求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调解，但在实践过程中，陪审员时常扮演了调解员的角色。由于来自民间，陪审员的调解效果时常比法院做工作来得更加有效。
200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会议上，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就透露，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80%以上都做到了调解结案，“当事人服判息诉率很高，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陪而不审”和“亚法官”
赵耀彤表示，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不得不承认人民陪审员最直接的作用是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尴尬处境。
而这个作用在张义看来，却是另外两个字：凑数。在法庭上，他从来都是只听不说，“法官说了算”。尽管根据《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但“陪而不审”的现象还是广泛存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就曾对中国法院网上“网络直播”栏目下的“现在开庭”子栏目里所登载的2010年1至12月审理的共计292起刑事案件，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他发现，在有陪审员参与审判的177起案件中，98.31%的陪审员在法庭上没有提问;69.49%的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没有与审判长进行过交流。另外，据有些陪审员讲述，由于法庭一般不会当庭宣判，也很少在庭后进行评议，所以，有些陪审员甚至不知道案件的裁判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