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与1914年的不同中，其中一点是当时的几位(欧洲)领导人迫切希望战争到来，他们都傲慢地以为，本国能在数月内打赢。在当今的核世界中，并不存在这种天真的迫不及待。
牛津大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认为，中日两国为钓鱼岛磨刀霍霍，这种民族主义显然与一个世纪前的欧洲相似。但今日亚洲不是昔日欧洲。百年前的德国由一个皇帝和少数军人统治，他们向民众煽动好战的民族主义。中国文职领导人却普遍选择限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最强烈的网民的行为。
与将巴尔干战争演化为欧洲灾难的德国不同，中国领导层并非不顾一切地推行扩张主义。美国可能被拖入东亚冲突，但中国不会再代表朝鲜与超级大国开战。与20世纪初欧洲内部认为各自的结盟体系更占上风不同，至少当今中国不认为存在这种均势。
近来，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将中、俄和伊朗比作1914年的同盟国。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除三国未签署军事同盟协定外，当时的德国寻求推翻有300年历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中国支持其并未参与创建的体系。
不过，的确有一个一战的回响，即激励今日中国追求外交目标的因素。作为一个曾自认为位于世界中心的骄傲民众，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屈辱，包括结束一战的《凡尔赛和约》。但作为一战战胜国，中国一无所获，仅得到一个教训——要自强。
与其生硬地将各个国家“对号入座”，不如承认当今中国与历史所展现的并不相像。如果有人不这么做，那么他的意图或许只是试图兜售自己写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