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1年2月2日，政务院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及各省会城市，说这些地方“是反革命组织的重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2月17日，北京市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675人，第二天(2月18日)公开枪决58人;3月7日夜又逮捕1050人，25日公开枪决199人。毛泽东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3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在已经处决了150人的基础上，拟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说：“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