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时感到光有他的批示、电报还不足以制止这一股强劲的捕人、杀人风，必须立即开会，把地方“诸侯”找来，当面亲自布置刹车，否则将会有更多的人头落地。
“决议”一出台，中央立即转发，电告各地，大规模的捕人、杀人风，才得到初步遏制。但是，由于惯性作用，会后有些地方仍然捕、杀了一些不应该捕、杀的人。如华东地区1951年5月统计共拘捕人犯358000名，杀了100840名;到了1951年10月份统计数字是：捕了468385名，杀了139435名，这就意味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几个月里又逮捕了110000人，处决了40000人，所谓停止捕人、杀人四个月，打了一个大折扣。但是，随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逐步贯彻，各地捕、杀人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全国实际捕、杀人数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二、第三阶段两年时间里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总数只有1951年初那几个月捕人、杀人数字的四分之一左右，显然，“决议”起到的作用是肯定无疑的。
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过去60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经过多年的战争，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新政权建立后，当政者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尽量弥合社会裂痕，赢得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除非是非杀不可的人，不要轻易杀掉。日本侵华战争中遗留下来的1107名战犯，他们每个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几年后就被特赦回国，而国内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没有血债，没有严重现行破坏活动，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条活路，非要杀掉呢?!如贵州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81个县的县长，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时，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做了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