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看来，你非常看重领导层的素质和能力，为什么?
柳传志：我是做企业的人，在实践中认识到，班子是否团结、班子里的人的能力是否强，决定着企业的兴衰。
2009年联想集团[微博]并购IBM[微博] PC后出现了大亏损，表面上是业务问题，实际是企业文化磨合的问题。当时国外的CEO有明显的短期行为，想在自己这一任上创出好业绩，不愿为长远未来投资。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这个企业就万劫不复了。所以我重新出来担任董事长，主要工作就是建立一个中西合璧的领导班子，大家团结一致，树立一个好的核心价值观，然后制定正确的战略。这样才渡过难关，使企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并打下牢固的根基。
《财经》：现在一方面推进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中央集中了大量权力，有些舆论认为这种方式有违改革的大方向。
柳传志： 如果不是亲身担当过企业的领导，一般人不太容易理解。
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碰撞的时候，公司刚成立，不少人都想走老路，去向科学院要钱要项目，没想过往市场上走。联想第一次在中关村(5.41, -0.12, -2.17%)租铺面，一年要77万元，当时就是天文数字了，绝大多数领导都不同意，我坚决要租。如果没有那次突破的话，我们永远窝在创业时的传达室里，还有什么发展?所以在特殊时期，权力就是需要集中。到现在，联想反而不是一个集权的公司，有一个非常好的班子民主地讨论问题，制定和执行战略。
《财经》：你的意思是，在特殊时期需要集权，但是一定要有正确的价值观?
柳传志：对。关键是集权为了什么?如果集权是为了谋取私利，那将来就会有极大的危险。在正确价值观指导下，今天的集权并不是为了永远集权，而是为了应对特殊时期而采取的过渡性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讲了，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是说，集权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强力推进改革，最终建立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当前中国的矛盾错综复杂、改革阻力重重，需要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来提高执行力。
中国这样的体制，领导人好，就能够达到98分、99分;领导人不行，就可能打很低的分数。美国的体制做得再好，顶多85分，不好60分，实在坏也坏不到哪去。话说回来，美国体制如果移植到东方国家，真的有可能不及格。泰国的政变就是例子，当年菲律宾、印尼都有过同样的情况。具体东西方的不同是不是和文化、宗教、经济基础、历史背景有关，我没研究过，只是觉得不能认为某种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
今天中国社会缺乏信念，要逐渐把民族的信念和追求建立起来，才能形成良好的制度基础。这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即使小到企业也是相同的道理。拿联想公司的文化来说，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好的企业文化，直接把权力分散，就可能形成乱七八糟的宗派。同样，民主搞得不好，就会形成不问是非的党派之争或宗派之争，老百姓不就更受苦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