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对于官员利用权力进行寻租的现象，企业家往往有切身之痛。
柳传志：为什么我会特别敏感呢?因为上世纪8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买卖商品常常需要官员的批文，这种事情很多。90年代初取消商品“双轨制”以后，情况好一些了，可是“以权谋私”的现象并没有消失，有些地方反而变得格外严重。
当时我们做电脑要大量进口国外的元器件，和海关打交道很多，发现这是一个风险性很高的业务。因为那时海关的权力很大，想整你就整你，目的无非是谋取一些个人私利。一个典型的故事是1998年前后，广东省惠阳海关的关长刁难我们，怎么谈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他的上级领导被抓，他本人也逃跑了，事情才不了了之。这位关长后来被抓回来了，因为贪污受贿判了十几年。就是这样的贪腐官员，当初在我们面前一本正经地声称要把我们公司罚垮，真让人内心产生巨大的恐惧。
其实2000年以后，联想公司做得很大了，我们自己又非常小心，所以官员腐败寻租的事情对联想公司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是社会上屡屡发生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感到很焦虑。
《财经》：从现在披露出来的一些企业家的案件来看，确实有一些官员利用权力向企业家索要钱财，甚至利用权力剥夺、瓜分企业家的资产，有的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柳传志：因此，企业家在生产经营中都有不安全感。到2012年“重庆事件”发生前夕，企业家们的恐惧到了一个顶点。以打黑为名借机没收企业家的财产，这种践踏法律的做法因为在某些老百姓眼里以为是均贫富，也得到部分老百姓的拥护，所以企业家格外地焦虑和不安。
《财经》：记得2012年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于社会现状忧心忡忡。一年多过去，社会氛围开始发生变化，您的担心是否已经消除?
柳传志：担心已经小了很多。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中央在反腐败上坚定不移，特别是领导人以身作则，显示了坚决进行改革的决心和行动。许多社会矛盾在逐步化解，社会戾气也在减少，群体性事件已经比前些年少了很多。这些新气象给了我们企业家很大信心。
当然，因为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矛盾的存在，还会产生一些群体性事件。反腐败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因为腐败问题积重难返，所以需要一个先治标、后治本的过程。但是只要领导人坦荡务实，做事端正，坚决建设“法治国家”，真正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去做，我相信，今后的社会空气会逐渐“湿润”起来。
“关键是集权为了什么”
《财经》：尽管一些新气象让人振奋，但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仍然非常复杂，比如现在经济上就面临着下行的巨大压力。
柳传志：问题当然还有不少。由于以前中国经济不是依靠内需拉动，外需减少后，产能严重过剩。如果政府真的做到简政放权，行政开支大幅度压缩，再通过国企改制等方式给国家创造更多财富，把这些财富使用在民众身上，通过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来拉动内需，而内需成了拉动GDP的主要动力，慢慢地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国民经济就会平稳安全得多。现在正在向这个方向过渡。短期看，经济上还有不少困难。例如，联系着众多产业的房地产行业到了一个转折点，地方债也很重，这些都为实现经济软着陆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除了这些表面问题，还隐藏着一些很难解决的深层次问题。简政放权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大量的政府人员往哪里安排?另外，一听说要给公务员涨工资，很多老百姓就议论纷纷，不能接受。公平合理地看，简政放权后公务员的责、权、利也应该一致，不能让一个管理一县事务的县长拿的工资和一个保姆一样多。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官员也会怠工。我当年去做上市路演的时候，投资者问，你一个月才挣3000元，我们怎么敢投资给你10个亿呢?
问题怎么解决?“顶层设计”必须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让我们感到踏实的是，现在最高层班子很团结，做事很有章法。只要领导层意见一致，“为人民服务”真的能够成为核心价值观，处理问题能力又比较强，很多具体问题就能够逐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