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网民以“国民性”作为解释框架，去看待这两种行为，得出推断韩国民族文化中的共性成分。毫无疑问，沉船中的教师和船长、船员同为一个族群，会受到相同的文化习性的浸染，但做出迥异的行为选择，说到底，还在于文化习性的“密度分布不均”有关：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谁也没法保证，他们都处在一个道德水平线上——尽管韩国的耻感文化确实浓郁。
从职业来说，韩国教师的职业伦理要求一直很高，对文化习性的获得也很强调“一日三省吾身”，所以会在教师群体中普遍体现先人后己的行为方式。尽管不能说韩国的船员职业伦理的培育层次较低，但具体到个人，文化习性的获得并不一致，如船长李俊锡在海难时未具备应有的职业伦理准则，可能有其轮船公司的责任，也有可能源于个性中的消极成分。
说到底，船长逃命和教师自杀，不能完全归结到“国民性”上面，更应被看作人性的两面。这起悲剧，确实内蕴了不少“民族的”因素，但也为审视人性与文化习性的繁复，提供了一个沉重切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