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苦与责任
彭士禄院士这一生所吃过的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小时候为了生存，他当过小乞丐，在广州“感化院”发高烧导致瘫痪差点死掉;后来在东江纵队当小游击战士时得过严重疟疾;在延安当护士时得过肺炎，几经生死。
留学期间，彭士禄更懂得珍惜时间，从没在12点钟以前睡觉，也因此，他每门功课成绩都是5分。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中国在核潜艇的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当时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物资供应匮乏，生活极其艰苦。彭士禄在接受采访时曾如此描述当时的艰苦条件：“当时条件很差呀，室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学的都不是核专业。怎么办?我就和其他几位留苏的同事当起了老师，开设了反应堆等五门专业课给他们讲，两年后，他们都成了核动力学的专家。那时，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我们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研究室每人每月的办公费才5元钱，这里面还包括出差费、办公用品费……那时没有电脑，仅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
当时摆在彭士禄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摊子：反应堆研究室不到50个人，每人每月平均只有5元行政经费;三年困难时期，大多数人浮肿或转氨酶偏高，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忍饥挨饿;除了五六个人是核动力专业之外，其他人都是来自其他学科的科技人员，大部分还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
一切从零开始，学习起来谈何容易?彭士禄深知，仅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这需要把自己和别人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转化，同时吸收新的知识。
根据原子能研究所党委提出的“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的要求，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组织了英语学习。大家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就背英语单词，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几遍新学的单词才去就寝。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同时，为了让全室人员尽快都姓“核”，彭士禄和韩铎、蒋宾森、沈俊雄等人在反应堆研究室内开始系统地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就这样，通过边学习边实践，同志们很快便掌握了核动力装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统、各专业间的内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些门外汉迅速地站到了核动力科学研究的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