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庄则栋走上去往山西的火车，窗外是他久违的世界。他睁大眼睛“重新认识生活”，“有些头晕目眩”。
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回首往事，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墨绿色球台旁边度过的，是在掌声、鲜花和赞扬声中度过的，一度达到了荣誉的顶峰，一度又身陷囹圄，与世隔绝……我知道我要走的是一条忏悔和赎回过失的唯一道路。”
火车到达太原，地方体委的对接人员叫了他一声“同志”。庄流了泪。
庄在山西带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也等来了他的人生结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简称“两案”人员)成了他洗不掉的政治标签。
1985年，他回到北京少年宫执教，并与鲍蕙荞离婚。
那时的他，定位于“我是一块炭，只能发点热而没有光，谁碰上我，会沾上黑。在这块土地上，有谁不怕沾上政治的污泥呢!”
人生低落期，他与当年在日本打世乒赛时认识的女球迷佐佐木敦子重逢。后来两人相爱并相约相守一生。他送给敦子自己在隔离审查期间储备、在山西期间写就的、凝结其毕生运动经验和做人思考的著作《闯与创》。这本书来之不易，在众多出版社拒绝之后，他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才得以印刷面世，他回北京后的工作才得以落实。
庄则栋为敦子装修家里的老房子，力图有日式风格。由于当时供应不足，在用电和煤气方面，庄则栋不得不求助于北京市相关部门领导。
“特事特办”、“写信给中央领导反映情况”几乎成了庄则栋解决重要问题的惟一方式。所以，当他跟佐佐木敦子的婚姻因涉外而得不到批准时，他只能再次运用“写信”的方式。
庄则栋事前咨询涉外婚姻处，知道他和敦子的情况符合法律规定，可以结婚。但单位领导却给他传达指示，由于其曾官至部长，掌握国家机密，不能与外国人结婚。禁令传来的同时，敦子的中国签证到期，未获延续，只能回到日本。
以为自己不可再次拥抱爱情的庄则栋苦闷悲伤，他“哀叹自己再一次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我要问问命运之神：‘您怎么总是选我当演员呢?’……舞台上演员的荣辱、兴亡、悲喜全是假的，而我的这些却都是真的。”
他找了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东城区政府副区长、前中国驻日大使及其夫人、万里副总理的妹妹、外交部部长、习仲勋的秘书等，未果。后经朋友建议，又把申请投给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他在给李的信中讲述佐佐木敦子出生在中国、父亲为中国建设而病逝于此的故事，交代敦子愿意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籍，并说自己“已十几年不参政，是个时过境迁之人”，两人均符合法律规定结婚的情况，请求领导批准。同时，敦子也3次写信给邓小平陈情。
1987年，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终得完婚。1991年，就接受日本友人邀请观看41届世乒赛及自己著作日本版首次在日发行等事宜，庄则栋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请求批准赴日工作，并探望岳母。这一请求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家庭生活恢复正常，但庄最在意的组织和社会评价的回归却要经历更久。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记得，1984年，北大国际政治系拟邀请庄则栋来开讲座，庄自报演讲题目《我的七十二变》，未获北大批准。
